摘要 抗日战争中，国民党军队除在正面战场进行正规战外，还在敌后战场开展游击战。国民党军队的敌后游击战在配合正面战场，扰袭日军后方，牵制、消耗敌人上发挥过积极作用。由于国民党对敌后游击战的战略作用缺乏足够的认识，因而在战略战术、根据地建设、技战术素质及政治心理素质等方面都不能适应敌后游击战的要求，加上其军队自身的腐败，导致战斗力愈益下降、游击区不断缩小，作用日趋降低。 关键词 抗日战争；国民党；敌后游击战 抗日战争中，国民党军队在两个战场上以不同的方式对日作战，在正面战场运用正规战，在敌后战场进行游击战。对国民党敌后游击战的研究，有助于了解敌后战场的抗战和抗战全貌。笔者就接触到的资料，对这一问题作一简要评述，不对之处，请批评指正。 一 国民党开展敌后游击战的决策，是在正面战场迭遭败绩和八路军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的情况下作出的。随战线的延长，国民党对游击战日趋重视。 芦沟桥事变爆发后，国民党统帅部于7月11日至8月12日召开会议，研讨对日作战方略，中共领导人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等应邀参加会议。8月11日，周恩来、朱德在会上提出，为维持战略持久作战，在“战术上应采取攻势”，在部署上不宜实行正面消极防御和一线配置，而应将主力置于敌之侧后，“由阵地战转为平原与山地之扩大运动战”，在正规战之外，还须采用游击战术“牵制敌人不能不以大量兵力守其后方”[1]。中共的建议未引起统帅部应有的重视。蒋介石出于种种考虑，调集70余万精锐部队在淞沪狭窄地带与敌展开带有决战性的阵地战，其结果是众所周知的。 陕北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开赴华北抗日前线，配合正面战场作战。太原失陷后，八路军深入敌后，独立自主地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开辟敌后战场，极大地牵制了敌人的进攻。与此同时，正面战场在日军的打击下节节失利。八路军游击战的成功，给坚持抗战的国民党人以很大鼓舞。当时，国民党内一些将领也认识到游击战是对付日军的有效战术，主张仿效八路军。胡宗南讲：“要打日本只有采取八路军的办法。”关麟征也说：“只有用红军打我们的战术，才能打倒日本。”[2]国民党统帅部遂对敌后游击战刮目相看，决定调整战法。 1937年冬，国民党在武汉召开军事会议。军委会副总参谋长白崇禧建议，在战术上“应采游击战与正规战配合，加强敌后游击，扩大面的占领，争取沦陷区民众，扰袭敌人，使敌局促于点线之占领。同时，打击伪组织，由军事战发展为政治战、经济战，再逐渐变为全面战、总体战，以收‘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之效。”[3]白的建议为蒋介石采纳。军委会遂作出开展敌后游击战的决策，并对开展敌后游击战，建立根据地致电各战区：“我为长期抗战，应一面于交通要线上，纵深配备有力部队，增加抵抗力，一面于广大地域行游击战”，“各战区于指定根据地，应先派遣干部视察地形，构筑工事，集积粮弹，设备联络方法，以期随时独立作战。”[4] 经过几次会战，蒋介石也认识到，仅有“硬性”战法是难以克敌的，必须伴以“柔性”战法。1938年1月13日，他在对第五战区将士训话时指出：“我军战法，应于硬性之外，参以柔性，务在交通线上配置有力部队，使任正面阻击战斗，同时以军队联合有组织训练之民众，施行游击，以牵制破坏敌之后方，前呼后应，敌如攻我正面，则游击队由各方进攻，敌如攻游击队，则不与决战，以收长期抗战之效。”[5]徐州会战中，蒋介石在此思想指导下，亲自部署敌后游击。5月13日，致电李宗仁、白崇禧速派正规部队到大砚山附近及新泰、莱芜建立根据地并实施游击[6]。18日，又指示石友三部到敌后扰袭，施行游击[7]。对国民党政府重视游击战，《新华日报》于2月15日发表评论说“自从最高统帅部整饬前线以来，我军战略战术的确有了许多改变和进步”，“我们的战略方针已表现出以运动战为中心，配合阵地战辅之以游击战。”[8] 武汉会战后，日军随占领区的扩大和兵力消耗，将“速战速决”战略改为“以战养战”。国民党统帅部为加强敌后争夺，愈益强调游击战在抗战中的地位。11月25日，蒋介石在南岳军事会议上提出：“政治重于军事，游击战重于正规战，变敌人后方为其前方，用三分之一力量于敌后。”[9]根据蒋的提议，最高统帅部制定第二期作战指导方案规定：“国军应以一部增强被敌占领地区内力量，积极开展广大游击战，以牵制消耗敌人”[10]，并规定各战区游击区域。 迄1938年底，在敌后进行游击的武装达60—70万，其中正规军约30万。 为加强敌后游击战，1939年春，国民党统帅部变更战斗序列，特设冀察、鲁苏两个战区。为加强战地政务，设立战地党政委员会，各游击区设立分会或区会，由战区最高军事长官兼任主任委员，实行党政军一元化领导。 为使各战区掌握游击战要领，南岳军事会议决定举办游击干部训练班。1939年2月15日，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宣告成立，由汤恩伯任主任，叶剑英任副主任。未几，改由蒋介石兼主任，白崇禧、陈诚为副主任，汤恩伯、叶剑英为正副教育长。学员都是国民党军队中营以上军官。中共还派李伯崇、边章五、李涛、薛子正、吴溪如等担任教官，讲授游击战问题。在各战区，国民党也办过游击训练班，聘请共产党人帮助培训游击干部。1939年冬，军训部长白崇禧编成《游击战纲要》，印发至各战区及军事学校作为讲授游击战的教材。该书对游击战的政治、组织及作战要求、根据地创设、作战要诀与战斗要求、游击战后勤保障等均作具体规定，成为开展游击战的指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