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在中国社会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对中国社会发展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它是中国社会矛盾变化的转折点，是中国由内战到抗战的转折点，是中国由分裂到统一的转折点，是中国社会政治由专制到逐步民主的转折点，是中国共产党由非法到合法的转折点。这一系列转折，奠定了抗日战争胜利的基础，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社会发展中的领导地位和核心地位。 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以其特殊的地位和意义载入史册。无论就其直接作用还是间接作用，宏观作用还是微观作用，突变作用还是渐变作用，都将超出事变本身，超出发动者及时人所料；无论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无论是当时人还是后来者，都承认其在中国社会发展中的突出作用和历史地位。毛泽东称其为“时局转换的枢纽”[1]，周恩来称之为“停止内战发动抗战的一个历史上的转变关键”[2]，蒋介石谓之曰“中国五千年历史绝续之所关”、“转祸为福之道也”[3]。总起来说，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转折点，是中国社会矛盾变化的转折点，是内战到抗战的转折点，是中国由分裂到统一的转折点，是中国社会政治由专制到逐步民主的转折点，是中国共产党由非法到合法的转折点。这一系列转折，奠定了抗日战争胜利的基础，拉开了中华民族解放和振兴的序幕，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社会发展中的领导地位。 一 西安事变是中国社会矛盾的转折点，以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标志，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由国共两党代表的不同阶级之间的矛盾转变为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 中原大战结束后，以国共两党为代表的不同阶级之间的矛盾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种矛盾集中表现为“围剿”与反“围剿”的战争。这一矛盾，到西安事变前没有发生根本变化。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执掌全国政权的国民党理应率领全国人民奋起抗日，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但由于他们反共反人民的本性，为了维护其反动统治，推行“安内攘外”的反动方针，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采取不抵抗的政策。国民党蒋介石的这一行径，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中国共产党则成为全国人民反对蒋介石投降卖国政策的代表。所以我们看到，“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社会矛盾出现了更加复杂的情况，随着中日民族矛盾的扩大和发展，国内阶级矛盾也在进一步激化，在华北事变前，二者一直呈同步增长趋势。 国民党军队和红军之间的“围剿”与反“围剿”的战争，是第二次国内战争时期中国政治形势的主要特征之一。这是以国民党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与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人民大众之间矛盾的最集中表现。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这里的规律，是‘围剿’和反‘围剿’的规模一次比一次大，情况一次比一次复杂，战争一次比一次激烈。”[4]“这种形式，过去十年是没有变化的，如果没有民族战争代替国内战争，那末，直到敌人变成弱小者、红军变成强大者那一天为止，这种形式也是不会变化的。”[5] 华北事变后，中国共产党正确分析了国际关系和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及时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并主动放弃了“反蒋抗日”的口号而采取“逼蒋抗日”的方针。这个转变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重，以阶级利益、政党利益服从于民族利益；这个转变的意义更在于，作为国内主要矛盾的一方，中国共产党已放弃以国民党蒋介石为主要对手的战略，而专以民族的敌人为自己的主要敌人，表明国内矛盾开始向着有利于抗日方面转化。但是，作为中国社会矛盾主要方面的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仍然把共产党作为最主要敌人，或者把“剿共”与“抗日”并重。两广事件刚结束，蒋介石就强迫张学良、杨虎城继续“剿共”。 蒋介石的反动政策及行为，使张学良、杨虎城陷入了反共与联共、内战与抗日的两难境地。他们在对蒋介石劝说无效的情况下，出于民族大义，毅然举行兵谏，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应该说，“西安事变是蒋介石自己逼成的。”[6] 西安事变发生后，国内形势骤然变化，蒋介石成为矛盾的焦点。围绕着这一问题，全国各党各派、政治集团都在进行着阶级利益与民族利益的矛盾斗争。一时间，南京政府与西安张学良、杨虎城之间的矛盾对立成为全国最主要的矛盾，而曾因蒋介石坐镇西安而激化的国共两党之间的矛盾则相对处于次要的位置。中国共产党从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出发，提出了正确主张，使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是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的转折点。西安事变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以国共两党为代表的不同阶级之间的矛盾。由于张学良、杨虎城采取兵谏的方式扣留了蒋介石，而使西安与南京之间的矛盾急剧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国社会的发展和命运，可以说，决定于西安事变的解决。这一变化，冲淡了国共两党之间的矛盾，减轻了二者矛盾在中国社会政治中的比重；这一变化，使中国共产党以第三者的姿态出现在紧张对立的南京与西安、蒋介石与张学良、杨虎城的面前，对双方进行调解。而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又是以蒋介石答应张学良、杨虎城提出的“停止内战、联共抗日”主张为前提的。随着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西安与南京之间的矛盾对立逐步缓和，国共两党之间的矛盾也随之减弱，再也达不到西安事变前的紧张程度。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不断深入而激化的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迅速上升，并取代阶级矛盾，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1937年4月3日，中共中央在《国民党三中全会后我们的任务》中指出：“中日矛盾是中国革命目前阶段上的主要矛盾”，“中日矛盾的尖锐化，把国内矛盾降低到次要地位”[7]。1941年9月，毛泽东曾指出：“今天中国主要的矛盾是民族矛盾，阶级矛盾成为次要的。西安事变前主要矛盾在国共两党之间，而西安事变后，主要矛盾则在中日之间。”[8]在抗日战争期间，中日民族矛盾始终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其他矛盾都是围绕着抗日而展开的，处于次要的和服从的地位，而且这些矛盾只有在抗日的前提下才能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