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的原因，过去史学界多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破坏、国民党右派的叛变、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以及苏联和共产国际在指导中国革命政策上的失误等方面进行分析，本文拟从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局限性这个角度来分析。 一、联合苏俄与反对苏化 孙中山联合苏俄的思想产生于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不久。当时，经过了多次失败和挫折的打击，正在民主革命征途上徘徊和迷茫的孙中山，从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光芒中看到了中国革命的希望曙光，开始关注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寻求苏俄的援助。1920年秋，经陈独秀介绍，孙中山在上海会见了共产国际来华使者魏金斯基，提出与苏俄建立电台联系的要求。1921年8月，孙中山在复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齐契林的信中说：“我非常注意你们的事业，特别是你们苏维埃底组织、你们军队和教育底组织。我希望知道您和其他友人在这些事情方面、特别是在教育方面所能告诉我的一切。”[1]同年12月，他在桂林会见了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接受了马林关于改组国民党和创办军官学校的建议。1922年6月，陈炯明发动反革命叛变，使孙中山遭到极为惨痛的失败。此时，苏俄向他伸出援助之手，这令他十分感激。他确信，“苏俄甚至在危难之中也是我唯一的朋友”[2]，并认为，“与苏俄建立一个更紧密的联系是绝对必要的”[3]。1923年1月17日，苏俄政府特使越飞到达上海，并与孙中山进行了多次会谈。1月26日，双方发表了《孙文越飞联合宣言》，这标志着孙中山联俄政策的最终确立。同年8月，孙中山派蒋介石率“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苏联考察党务和军事。10月，孙中山聘用苏联代表鲍罗廷为政治顾问，帮助国民党改组。后来孙中山又多次强调“中俄互助”、“中俄亲善”、“中俄一家”、“以俄为师”等思想，并在实际工作中贯彻执行联俄政策。 然而，孙中山的联俄政策并不彻底。他之所以联俄，在很大程度上是将苏俄看作一根救命的“稻草”，利用苏俄的援助推翻北洋军阀，统一全国。1923年3月，他在与美国的布罗克曼谈话中，就明确指出：“对于来自美国、英国、法国或者其它强国的援助，我们已经绝望了。……以某些迹象表示了帮助我们南方政府的唯一的国家，就是俄国的苏维埃政府。……苏维埃是什么，我并不介意，只要他们能够帮助我反对北京，也就行了。”[4]这显然是一种实用主义态度，它预示着孙中山联俄政策的不稳定性，事实上正是这样。孙中山在联合苏俄的同时，又反对苏化。《孙文越飞联合宣言》强调：“孙逸仙博士以为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因中国并无使此项共产制度或苏维埃制度可以成功之情况也。”[5]1924年11月，他在与日本长崎新闻记者的谈话中又指出：“至于说到国家制度，中国有中国的制度，俄国有俄国的制度；因为中国同俄国的国情彼此向来不相同，所以制度也不能相同。……中国将来是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的制度。”[6]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孙中山不仅反对苏化，而且在联合苏俄的同时，并未彻底抛弃对帝国主义列强的幻想。1923年4月，孙中山的广东政府发表的《未来外交政策的声明》，就曾欢迎英、美等西方国家提供援助。[7]1924年11月，孙中山又曾致电日本的泽村幸夫，强调指出，当时中国的问题，“如不与日本提携合作，则决不可能解决。……中日两国国民必须在真正了解之下救中国，确立东亚之和平，同时巩固黄色人种之团结，藉以对抗列强不法之压迫。余尚未考虑要求‘二十一条’条约之废除与旅顺、大连之收回”[8]。总之，当时孙中山“无意让他同莫斯科的协议妨碍他向其他列强寻求援助的努力”[9]，他的联俄政策是带有矛盾性和局限性的，这在某种程度上为后来蒋介石等国民党右派亲帝反苏政策的确定，提供了可资利用的理论根据。 二、联合中共与容共防共 孙中山联合中共的思想产生于陈炯明叛变革命之后。当时他已与苏俄和共产国际代表有过联系，为争取苏俄和共产国际的援助，就需要接受苏俄的建议，与中共合作，共同革命；同时，中共领导人李大钊等也多次拜访孙中山，商谈国共合作问题。孙中山深信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新生的革命力量，而“国民党正在堕落中死亡，因此要救活它，就需要新血液。”[10]从1922年9月起，孙中山开始着手改组国民党，共产党人参与有关工作。不久，李大钊、陈独秀、蔡和森、张太雷等共产党领导人由张继介绍，孙中山亲自主盟，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1923年11月，国民党临时中央执委会发表《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的召开标志着国共合作最终形成。 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是在反帝、反封建军阀的旗帜下进行的，但合作一开始就存在不稳定因素。1923年11月，邓泽如、冯自由、刘成禹、胡毅生等人为反对改组国民党，联袂往谒孙中山，要求取消改组提议。当时，孙中山气愤地说：“你们不赞成改组，可以退出国民党呀！你们若不赞成，我将来可以解散国民党，我自己一个人去加入共产党。”[11]1924年2月，他又对冯自由声言：“反对中国共产党即是反对共产主义，反对共产主义即是反对本党民主主义，便即是破坏纪律，照党章应当革除党籍及枪毙。”[12]但孙中山又不愿共产党和国民党平起平坐，平等合作。他不仅认为国民党是中华民国“唯一之政党”，共产党只是其中的一派，而且称赞反对国共合作的冯自由是“热诚勇敢之人物”、国民党中的“德望家”和“器局雄伟之政治家”[13]，这显然是不利于国共合作的。值得注意的是，在孙中山的言论和著述中，从来没有提过“联合”中共的字眼，倒是曾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名义颁发过“容纳”中共的训令。而“联合”与“容纳”的含义是不同的，“联合”的双方地位平等，“容纳”则是一方包容另一方，以大包小。孙中山主张的国共合作的前提条件，是要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并服从三民主义。1924年7月公布的《中国国民党关于党务宣言》就声明：“本党既负有中国革命之使命，即有集中全国革命分子之必要。故对于规范党员，不问其平日属何派别，惟以其言论行动能否一依本党之主义、政纲及党章为断。如有违背者，本党必予以严重之制裁，以整肃纪律”[14]。总之，孙中山不允许共产党“自树一帜与吾党争衡”[15]。“若共产党而有纷乱我党之阴谋，则只有断然绝其提携，而一扫之于民国以外而已。”[16]“陈（独秀）如不服从吾党，我亦必弃之。”[17]甚至国民党还要干涉共产党的内政。《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发有关容纳共产分子问题之训令》就强调：“中国共产党之活动，其有关于国民革命者，本党实有周知之必要；否则对于国民革命，无从齐其趋向与步骤。中国共产党对于其党员之加入本党者，施以指导，俾知对于本党应如何尽力，尤于本党之党务进行、党员纪律，有直接间接之关系，本党更不能不过问。”[18]以上孙中山对共产党的这种不信任和防范心理，后来被蒋介石利用并付诸实施。1926年，蒋介石发动了“中山舰事件”，抛出了“整理党务案”，并为最终清党分共作了准备。对于国共合作中的这种不和谐节奏，当时担任国民党政治顾问的鲍罗庭看得一清二楚。他说：“在国民党的内部，在对共产党人的态度方面来说，在右派和包括孙中山在内的左派之间，有某种程度的联合。他们中除极少数的例外，全部是要与共产党作斗争的，如果不是担心国民党完全孤立的话，右派和左派都反对共产党，只不过是程度有所不同罢了。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左派才推迟了右派向共产党人的决定性的手段。”[19]到了1927年，当国共两党的共同敌人北洋军阀即将被消灭之际，蒋介石和汪精卫先后发动了清党分共的反革命政变，第一次国共合作彻底破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