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瞿秋白《社会主义运动在中国》和张太雷《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是建党时期的两份重要文献。但它们在内容上是基本雷同的。本文通过详细的对比和分析，考证瞿秋白的文章应是根据张太雷的报告辑录而成，张太雷的报告可以说是第一份党史文献。 关键词 建党时期 党史文献 比较研究 史料价值 近年来陆续发表的早期建党时期的文献中，有两份值得我们进行比较研究，一份是瞿秋白的《社会主义运动在中国》（以下简称《社会主义》），收入1987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一卷，全文约5千字；另一份是张太雷的《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发表在《中央档案馆丛刊》1987年第5期，全文约1万5千字。我们如果将这两份文献进行对照，就不难发现《社会主义》与《报告》的若干段落在文字上是基本相同的。《瞿秋白文集》编辑组认为，瞿秋白的《社会主义》“是为出席1921年6、7月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写的一份材料”。有学者更进一步认为，《社会主义》是张太雷《报告》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瞿秋白、张太雷、杨明斋等共同讨论后写成，为《报告》作准备的。[1]笔者对上述观点不能苟同，兹略陈管见如次。 我们先从瞿秋白的入党时间谈起。现在对瞿秋白的入党时间问题有3种不同说法，一种认为是在1921年5月[2]，一种认为是在1921年9月，[3]还有一种则认为是在1922年[4]。虽然对这个问题迄无定论，但我们似乎可以排除第一种说法的可能性。肖劲光在《回忆旅俄支部前后的一些情况》一文中说：“1921年冬，刘少奇、彭述之、罗觉、卜士奇等人，他们先转党，和我们这些团员组成了旅俄支部……支部大会党团员都参加，通过党员时党团员都举手。瞿秋白入党我们都举了手”。[5]肖劲光是1921年春从上海外国语学社赴俄，约在共产国际“三大”召开前不久抵达莫斯科的。因此，瞿秋白的入党时间不可能是在共产国际“三大”召开之前。既然瞿秋白在共产国际“三大”之前还没有入党，那么，《瞿秋白文集》编辑组认为《社会主义》是为中国共产党代表出席共产国际“三大”所写的材料的说法，就与瞿秋白当时的身份有些不符了。 其次，张太雷的《报告》被前苏联学者称为“第一篇详细论述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产生过程”的历史文献“珍本”[6]，而《社会主义》则几乎包括了《报告》中所有的精华之处，如果说《报告》仅仅如有的学者所说，是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辍补加工而成的，那么真正称得上“珍本”的就应属《社会主义》了。事实上，瞿秋白当时虽然已经初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学说，但他在思想上还处于一种剧烈的转折时期。他看到“可爱的‘俄国乡下人’百年奋斗争取自由”，认识到“我主观的人格抑郁到极处，应当豁然醒悟”，[7]并且“暗暗的想，他们——非智力的劳动者，——即使有困难痛苦，大概永没有我这一种——‘烦闷’呵”。[8]而且，瞿秋白在当时并未完全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他自己就坦白地说过：“记得当时懂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社会同样是无阶级、无政府、无国家的最自由的社会，我心上就很安慰了，因为这同我当初无政府主义，和平博爱世界的幻想没有冲突了。所不同的是手段，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使我很觉有趣。我大致了解了这问题，就搁下了，专心去研究俄文，至少有大半年……后来，莫斯科东方大学要我当翻译，才没有办法又打起精神去看那一些书”。[9]因此，瞿秋白在这一时期还不可能熟练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来分析与阐述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传播的情况，并考察中国工人运动的性质和状况。这一点可以从瞿秋白在这一时期撰写的文章中反映出来。 我们以瞿秋白于1921年2月发表的《中国工人的状况和他们对俄国的期望》[10]为例进行分析。瞿秋白在这篇文章中对中国工人阶级的状况进行了比较详细的描述，揭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悲惨命运。但是，瞿秋白并没有看到中国工人阶级的反抗斗争，相反却说：“由于找不到正当的娱乐，就把休息时间用来满足他们的低级趣味……这一切都是由于愚昧。他们不懂得如何组织起来同资本家和政府进行斗争”。这种观点表明瞿秋白还没有完全、熟练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分析问题，还没有认识到中国无产阶级已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 反观《社会主义》一文，在列举了中国工人举行的多次罢工斗争以后，称赞道：“这是对中国工人力量的第一次检验”，“工人们表现出坚定性和无产阶级的团结精神”。文章最后通过分析得出结论：“工人们暂时还只限于要求增加工资、改善待遇，但他们已经证明自己具有坚定性和无产阶级的团结精神。他们还证明他们并没有丧失革命精神，在有必要时，他们能够使用暴力。”这就充分认识到了中国无产阶级作为一个先进阶级的伟大力量。 《中国工人的状况和他们对俄国的期望》与《社会主义》相比较，两者的认识水平和理论境界是有明显差距的。因此，笔者认为《社会主义》一文并非瞿秋白的原作，从其与《报告》的文字在若干段落基本相同这一点看，此文当是从张太雷的《报告》中辑录而成。我们再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论证。 第一，我们分析一下《社会主义》与《报告》的材料来源。 瞿秋白是1920年冬到俄国的，张太雷则是1921年1月赴伊尔库茨克的，他们俩在共产国际“三大”召开之前，都已经在俄国工作了一段时间。但是他们的文章中都提到了他们赴俄后国内共产主义小组活动的情况，那么他们又是如何知道这些情况的呢？国内共产主义小组虽然较早就与共产国际建立了初步的联系，但是相互间还没有一种可以直接交换情况的渠道。所以，瞿秋白、张太雷等赴俄后就对国内的情况了解甚少了。如瞿秋白在《中国工人的状况和他们对俄国的期望》中说：“上海工人没有真正的工人组织，虽然有各种各样的行会，其作用是无足轻重的。不久前，上海组织了一个电业工会，该工会将会逐渐成为强大的工人组织”。[11]众所周知，1920年11月在上海成立的机器工会才是中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工会组织。可见，瞿秋白对上海共产主义小组领导的上海工人运动的情况并不了解，只有一些传闻性质的消息。 而张太雷在起草《报告》时，则可以得到杨明斋的帮助。杨明斋1921年春赴伊尔库茨克与张太雷一起建立了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中国支部。张太雷《报告》中提到的国内事件，截至1921年3月为止，与杨明斋的赴俄时间正相吻合。《报告》说：“上海组织，它有三个分部，它在工作中不仅象初期那样依靠青年学生，而且还依靠不久前建立的工会（指上海机器工会等组织—笔者注）……中国最有威望的共产党员之一，当地工人和德（即杨明斋—笔者注）说得好：‘我们在这里建立了第一个不依赖于资本主义社会并公开敌视这个社会的、按生产原则组织工人的工会，现在为中国人民的自由和独立进行斗争的日子已经不远了。’目前这个工会已有近500名会员。”文中直接引用了杨明斋的话，最好不过地证明了张太雷的材料来源于杨明斋。相形之下，瞿秋白就没有象杨明斋这样亲身参加了国内建党活动的人可以向其提供情况。因此，从材料来源方面分析，张太雷的《报告》才是原始的文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