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腐败是南京国民政府的统治的主要弊端之一。其产生和泛滥有多方面的原因，就其政治根源而言，主要有三点：一，国民党的性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丧失了革命精神与活力；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统治集团立党为私，放弃孙中山的革命的三民主义，在思想上失去制约腐败的力量；三，政治体制制度化贫弱，权力制约失衡，基层组织无力。 关键词 腐败 国民党 三民主义 政治体制 腐败现象作为社会转型时期和现代化发展过程的伴随物，其“程度与社会和经济现代化的速度发展有着相当密切的关联”[1]，20世纪的政治发展表明，能否有效地抑制和清除腐败现象，决定着一个国家现代化的成败，也决定着社会能否长治久安。晚清以来，中国的中央政权体制发生了频繁的重大变革，这一方面体现了社会巨变中新旧政治势力的矛盾与冲突，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中国人救时改制的急切心态。南京国民政府作为中国政治现代化过程的一个阶段，虽然试图建立一个现代国家政府，但却在腐败问题上栽了跟斗。有些学者认为，南京政府早期腐败程度不算严重。与后期相比，的确如此，但即使这样，腐败案件在民事案件中的比例仍相当高，以“模范省”浙江为例，1928年全省县长被控案件405件，其中贪赃营私者241件，占60%。“模范省”尚且如此，其他省份就可想而知了。“1930年人们就感受到，贪污在各级政府中的普遍程度，已经超过了北洋政府时期。许多观察家认为，贪污是南京统治的最卑劣的特征。……《大公报》曾称，南京政府的当务之急是应‘在全范围内惩治一万名贪污的文武官员’，而不是忙着去根绝共产主义。”[2]而到了40年代，“‘腐败无能’是最常见的话，人们用它来描述政府从指挥战争到管理学校的所有领域里的实际活动。”[3]正因为如此，1949年司徒雷登在仓惶离开中国前对国民党的将领说：“共产党战胜你们的不是飞机大炮，是廉洁，以及廉洁换得的民心。”[4]这从反面证明了南京国民政府腐败程度之严重。对此，过去的研究一般停留在现象罗列和危害分析的层面，如徇私行贿、贪赃枉法、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等，少部分涉及到原因，但大多只是综合性的泛论，缺少深入的剖析。 对于政治过程中的腐败，国内外学术界迄今未能就其定义达成一致的认识，如某些西方学者认为，腐败是政治活动家、政治家或官方决策过程中的官员，利用他们由于担任公职而掌握的资源和便利，为另外一些人谋取利益，以作为换取一些已允诺的或实际的好处的报偿，而这种行为是受到正式法规明令禁止的。鉴于中国伦理政治化、政治伦理化的这一文化特征，腐败一词的覆盖面较广，所以，我们认为，任何政治活动者滥用职权或所有关心自己利益从而给政治过程带来负面影响的行为都是腐败。相应的，腐败产生的根源也是多方面的，有历史的因素，也有社会的因素，本文则主要从政党组织性质、思想以及政治体制诸方面对南京国民政府腐败的政治根源作剖析（由于从1927年到1949年间南京政府绝大部分时间处于训政期间，因而本文主要以训政体制为主要对象）。 一 现代社会的公共权力体系主要有两大构成，即执政党体系与行政体系（此处的“行政”是广义的，其体系还包括经济和社会管理体系）。这两大体系分解着公共权力，组成公共权力全面性和总体性的骨架。历史的实践证明，不是公共权力改变腐败现象，而常常是腐败现象改变公共权力。任何公共权力都可能被政府官员用来搞腐败。因此，这两大体系，尤其是执政党体系的失范，公共权力功能上的全面性和总体性就容易被人为破坏而用来谋取私利，使得腐败现象产生并蔓延开来。 1928年6月随着第二次北伐完成，新疆通电归顺南京国民政府和东三省即将“改旗易帜”，国民党在形式上统一了全国。1928年10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训政纲领》，宣布进入“以党治国”的训政时期，在训政期间，以蒋介石为主席的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掌有指导、监督国民政府的最高权力。 “以党治国”和建立党治国家模式是国民党领导中国现代化的重要战略性指导思想。国民党为解决中国的政治和社会发展问题，采用苏联党治国家经验，并融入中国传统政治某些模式，创设政治制度，实现对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全面统治。它是孙中山鉴于辛亥革命后中国政党政治实践的失败而转向学习苏俄一党制经验的产物。不过，1928年国民党虽然在结构形式上承接的仍是1924年国民党改组后的形式，但其内容已发生根本变化。究其实质，乃国民党的性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它已不再是资产阶级革命党，而沦为对外依靠帝国主义、对内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独裁党。这一性质的变化，决定了国民党已全然不是信仰的结合，而仅是以利益为动力，成为一帮名利之徒趋炎附势的政治集团。对此国民党在1924—1927年国共合作的国民大革命中所表现出来的空前的活力和战斗力，“南京政府的十年中，国民党给人的第一个，也是清清楚楚的印象是，在其确立了中国中心地区的统治之后，它的革命力量和革命精神骤然而逝”[5]。这一变化主要是通过清党和向旧军阀势力妥协而形成的。 首先，1927年国民党发动“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进行清党运动，结束了国共合作的局面。清党运动主要是清除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因此，“清洗切断了国民党和它的革命动力的源泉之间的联系”，“再也没有理想主义者或真正对革命抱有热情的人留在国民党内了”，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反动的清党倡导者及其支持者则控制着国民党，正如胡适1929年所写的，“极端分子和那些只有一点改革思想的人都被开除了，彻底保守的力量成了积极的力量，创造出当前反革命的形势。”[6]清党运动明显地改变了国民党的性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