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南京国民政府处于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期。由于社会的转型，各种新生的利益集团纷纷崛起，有着强烈的参政要求，使南京政府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它要求南京政府必须适应时代潮流，实现政治民主化以整合各种利益集团以达到社会政治之稳定。然而南京政府始终没有完成向政治民主化的转轨，这不仅把众多的利益集团抛到敌对面去造成社会的动荡，更导致其政权自身的腐败。这是南京政权迅速败亡的重要原因。 有关南京国民党政权迅速覆灭的原因，本人曾在两篇文章中探析过[1]现拟就政治民主化的流产与南京国民党政权迅速覆亡的关系这一角度再作一番探讨，以就教于史学界同仁。 南京国民党政权处于中国社会政治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阶段上。与传统相比，此一时期中国社会政治生活的重要特点是：各种新的社会利益集团纷纷崛起，要求民主、自由、效率等的呼声风起云涌。这就要求南京政权必须适应时势的需要，逐步建立健全一套足以整合各种社会势力的民主体制并不断提高政府的统治效率，才能安全地渡过中国社会的转型期。倘若继续沿用传统的体制和方法，必将无法满足众多新生的社会利益集团的要求，从而导致政府统治的合法性资源不断流失并随之引发严重的政治危机和社会动荡，为时代潮流所淘汰。然而，南京国民党政权始终无法实现向政治民主化的转轨，这是它迅速走向败亡的重要原因。1949年2月，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怀着对南京政权绝望的心情向本国政府作了如下的报告，他说：“战后，尤其是去年下半年，我们亲眼目睹了传统型中国政府体制的衰败和没落。国民党最初的宗旨是反对封建王朝——正如太平天国那样，但是，尽管它具有一种民主思想和现代革命精神，最终这些思想和精神还是丧失殆尽，并进而逆转，走向传统方式。至于蒋介石本人，他无疑为人正直，富有献身精神，但其观念手段仍是非民主的。政府也不乏正直自由人士，但体制上则滋生、培育着罪恶，并进而导致自身的毁灭。它变得如此腐败无能，如此不得人心，以至于哪怕任何自身的有序改革都少有希望，即使没有共产主义运动，恐怕也会爆发另一场革命。”[2]司徒雷登的以上观点我们不能完全接受，但它对于我们从一个崭新的角度探讨南京国民党政权迅速覆灭的内在原因却颇具启发意义。 众所周知，晚清以来，在西方坚船利炮的冲击下，传统型的中国社会开始出现裂痕。西洋文明挟雷霆之势，借助富有诱惑力的物质载体，滚滚东来。受其浸润，中国社会政治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此所谓“千年未有之变局。”洋务运动倡近代工业于前，维新运动执君主立宪紧随其后，辛亥革命一举推翻帝制。短短数十年间，风云际会。传统的封建自然经济及其所派生出来的专制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已被打破。近代工业，民主自由等新鲜事物日益为人们所追求和企盼，并汇成一股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由于近代工业企业的发展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成长，西式教育的发微和“士”阶层的变化，中央政府权威的日趋式微和握有军政大权的地方实力派在各地的纷纷崛起。社会政治生活日益显得复杂多变。士阶层愈来愈难以成为调节君民关系的桥梁；要求民主自由是资产阶级孜孜以求的一项政治目标；羽毛丰满的地方实力派萌发了分权自治的思想，对于中央权威已不再那么服服贴贴，且常怀觊觎之心。中国社会政治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传统型的统治制度已不能适应时代的新要求。唯有实现向民主化的转轨，不断提高政府工作效率，才能满足这些新的社会利益集团的要求，避免社会政治的动荡和失范。牢牢抓住专制皇权不放的清朝经历了洋务运动的破产和新政的失败及立宪骗局的败露后终为历史大潮所淹没，不过短短几十年时间。北洋历届政府打着民国的旗帜号行专制独裁之实，仍是晚清的那一套，逞能只不过十几年而已。凡此，均与不能适应时代潮流，推行民主政治有着重要的关系。 孙中山吸收中西方文明的精华，独创性地提出了三民主义及一整套具体的建国方案，旨在推翻帝制后行政治民主化于中国。奈因民初军阀横行终成泡影。但它则成为进步的中国人心目中理想的民主化模式和圭臬。革命的国民党几经波折之后终于走上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正确道路。眼看革命有了转机，民主政治将有着落，孙中山却过早地离开了人世。北伐之后，蒋介石打着三民主义的旗号，以孙中山的忠实信徒自居，建立起南京国民党政权。 南京国民党政权建立之际，中国社会政治的变迁已达到了一个更新的高度。经历辛亥革命的冲击，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荡涤和国民革命的洗礼，民主自由的观念日益深入人心。政治民主化的呼声较前更加高昂。晚清以来产生或被动员起来的各种社会利益集团更加强大；资产阶级经历一次黄金时期有了长足的发展，无产阶级已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舞台，受西学影响的知识分子队伍更加壮大。此外，时时游离于中央政府之外见风驶舵的地方势力有增无减。这些集团，从不同的利益出发，它们密切注视着南京政权的一举一动。一些社会集团把孙中山未竟的政治民主化事业寄托在南京政府身上，如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一些社会集团打着三民主义旗号随时准备同南京中央政权抗衡以谋取私利，如各地方实力派和国民党内一些政治派别。而民族资产阶级左翼势力及代表工农利益的中国共产党，则自南京政权建立之日起便与它展开了激烈的斗争。由此可见，南京政权建立之后便面临着严重的挑战。假如它能够真正继承孙中山的遗志，致力于政治民主化事业，那么它将尽可能多地把这些社会集团容纳到政府里面并逐渐得到民众的拥护，还能有效地堵住地方势力反对中央之口舌，顺利渡过社会政治的转型期。否则，必将把这些利益集团都推到敌对面去，给中央政府带来严重的危机。然而，南京国民党政权对这一严峻挑战的回应则是软弱无力的。政治民主化终因南京政权的阶级本质及其衍生出来的体制而成为骗局，终因南京政权的体制及其引发出来的低效、腐败而难以启动。总之，政治民主化最终流产了。南京政权恰如司徒雷登所说的，从最初的反封建（应指南京政权建立之前的国民党政权才对——笔者）到后来向封建传统逆转，传统的、落后的体制滋生了腐败、罪恶，最终毁掉了自身。随着政治民主化的最终流产，南京国民党政权的末日旋即降临。 南京国民党政权政治民主化的骗局其实早在其“训政”体制确立时便已昭然若揭。当时就已遭到社会各界正义之士的猛烈抨击，也授予别有用心者反对政府之把柄，给南京政权造成了不小的震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