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孙中山社会主义思想在20世纪初年中国蓬勃兴起的社会主义思潮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它的特色表现为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对中国儒家传统的继承和创新。它继承了“经世致用”精神；重视道德在社会进步中的作用，提倡社会物质和道德教化协调发展：坚持“和而不同”、“过犹不及”的中庸哲学。这对于我们今天如何继承和发展文化传统，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关键词 孙中山 社会主义思想 儒家 一 19世纪末年20世纪初年，中国思想界主流从崇拜卢梭、华盛顿转向鼓吹社会主义，中国近代社会主义思潮蓬蓬勃勃地兴起了。当时，无论是康有为还是孙中山，无论是江亢虎还是刘师复，无论是孙独秀还是胡适，几乎思想界的各个进步流派都先后发表过介绍或阐述社会主义的文字。在这之后，社会主义左右着近一个世纪思想界的方向，同时在政治上决定了近代中国的命运。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社会主义思潮乃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最为重要的一种思潮。 为什么社会主义思潮能够在近代中国赢得这样大的声势呢？除了种种外部原因，从思想文化角度考察，儒家传统是一个重要的内部原因。儒家传统在中世纪占据着中国思想文化的正统地位。从先秦到清末，儒家采取开放态度吸收其他思想流派的养份，不断发生着变化。自明末清初，儒家传统开始传递出走向近代化的趋势。1840年以后，内忧外患日益加剧，有识之士循着清初“经世致用”风习，将注意力更加投向了探索救国救民的“有用”之学。随之，西北边疆史地学和典章制度之兴起。前者试图总结历代汉族与周边少数民族攻防得失的经验教训以抵御列强的入侵；后者研究历代典章制度则是为了找到弃旧图新的法理上的依据。到了70年代，曾国藩为代表的洋务派开始考虑中国社会经济的变革问题。洋务运动开启的介绍西学之风进一步改变了传统儒学的面貌，客观上为儒学走入近代创造了条件。孙中山在这样的客观条件下登上了历史舞台。 儒家思想在中世纪向近代转化的过程中，以“经世致用”的学风，为自己溶入近代社会提供了某种可能性。就儒家思想的基本特征而言，它与近代社会主义思想有契合之处。首先，在政治理念方面，儒家强调“仁政”、“德治”，其中包含的道德主义因素使得它疏远于鼓吹“优胜劣汰”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而亲近于讲平等的社会主义。同时，儒家追求“治国、平天下”的目标，既有治理天下达到和平富足的内容，又有恢复“尧舜之治”“太平之世”（大同）的理想。难怪孙中山一代人谈到社会主义时，总习惯使用“大同”一语。其次，在社会历史观方面，儒家“公羊”学派“三世说”与《礼记》中“小康”、“大同”之说，很容易改造成社会主义式的“大同”理想。最后，儒家的中庸哲学——“和而不同”与“过犹不及”，也可以适用于温和的社会主义主张。总而言之，上述儒家思想的特点，使得孙中山一代社会主义者特别关注现实社会的改造，即经济的发展与道德的更新。同时，坚持社会发展循序渐进的原则。 社会主义思想，作为一种西方的学说，要在中国的土壤里生根、发芽，只有同中国的传统文化结合，即所谓的“本土化”，方才能够获得持久的生命力，“本土化”的过程，即是根据本国国情用传统文化理解和改造外来文化的过程。因此，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上既不同于欧洲的社会主义，也有别于苏俄式的社会主义。这种改造的过程，犹如一张筛子，将会滤去社会主义理论原来的某些内容，而只接受那些适合本国国情的成分，被接受的部分也就同时受到了传统的重新解释。 二 孙中山社会主义思想与儒家传统的关系，主要表现在注重社会实际的改造、重视道德因素等方面。 孙中山一向认为：“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1]不过，孙中山坚持不用社会主义而采用民生主义的说法，其原因在于，尽管他“很崇拜马克思的学问”，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最高的理论，能够与中国古代圣人孔子的学说相媲美。“实业革命以后，研究社会问题的人不下千百家，其中研究最透彻和最有心得的，就是大家所知道的马克思。……好象中国崇拜孔子一样；现在研究社会问题的人，也没有哪一个不是崇拜马克思做社会主义中的圣人。”[2]但是，在孙中山看来，马克思将历史重心概括为“物质”似乎并不准确，至少不符合中国的实际。社会历史的重心不在物质，而在于“民生”，也就是传统所谓“国计民生”。“近来美国有一位马克思的信徒威廉氏，……说马克思以物质为历史的重心是不对的，社会问题才是历史的重心，而社会问题中又以生存为重心，那才是合理。民生问题就是生存问题，这位美国学者最近发明适与吾党主义若合符节。”[3]因此，用“民生主义”替代“社会主义”，更能反映历史的本质。以“物质”概括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学说的重心，是否符合马克思的本意姑且不论，孙中山在大量的论述中，确实指明了“民生”说与“物质”说的区别所在。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在论及社会历史的更迭进步时，主要归结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这是一套严密而又完整的理论学说。孙中山所使用的“民生”一词，主要指实际的经济生活。“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便是。”[4]“民生”说充满了务实风格而较少理论色彩。 孙中山辨析了“民生”与马克思“物质”概念的不同，从而构造出自己独特的社会主义——民生主义理论。他认为，中国未来要走到马克思所预言的社会主义道路上去。但是在目前，中国还不能立即实行“马克思的办法”，以“激烈”的手段用“阶级战争”、“无产专制”来消灭资本。因为马克思提出的方法，是从欧美社会的现实总结出来的，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远远没有达到那样的水平。“就是俄国实行马克思的办法，革命以后到今日，对于经济问题还是要改用新经济政策。俄国之所以要改用新经济政策，就是由于他们的社会经济程度还比不上英国、美国那样的发达，还是不够实行马克思的办法。俄国的社会经济程度尚且比不上英国、美国，我们中国的社会经济程度，怎么能够比得上呢？又怎么能够行马克思的办法呢”[5]所以，如何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要根据各国的国情，选择一条正确的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