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八一南昌起义70周年。周恩来是南昌起义的主要领导人，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创建人和领导人之一。在这里，我们对周恩来领导南昌起义的业绩作些历史的回顾和反思，以志缅怀和纪念。 呼吁迅速出师讨伐蒋介石 1927年，正当国共合作进行的北伐战争节节胜利、工人武装斗争和农民革命运动风起云涌的时候，革命形势却发生了严重的逆转。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蒋介石、汪精卫害怕工农革命运动，相继背叛革命，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建立了反动统治政权。面对白色恐怖，中共党内坚持革命斗争和实行妥协投降两条路线的较量尖锐激烈，以毛泽东、周恩来等同志为代表的广大共产党人，主张对蒋介石、汪精卫的叛变行径坚决予以反击，而陈独秀等人却顽固坚持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一味妥协退让。在这危急关头，为了挽救革命，坚持正确主张的共产党人决心开展武装斗争，用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的武装。这就是南昌起义的政治历史背景。 对于陈独秀在处理国共两党关系时存在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广大共产党人极为不满，周恩来也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和斗争。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周恩来根据他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切身体会，看透了蒋介石的反动本质，多次向中共中央建议，趁蒋介石建立的南京反动政权尚未巩固之时，加紧组织武装力量，迅速出师讨伐蒋介石。4月16日，周恩来在中共特别委员会（2月23日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联席会议为组织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决定成立）会议上发言，强调“我们致电武汉应指出两点：一、政治上，要指明上海暴动后有右倾错误，如继续，非常危险”。从四一二事变可以看出，“老蒋只是对我们表面和缓，实际是准备整个打击”。《汪精卫、陈独秀宣言》“毫无积极意味，此种和缓空气如果武汉方面仍继续下去，各方面损失很大”。“二、军事上，武汉方面对于老蒋无积极对付的方策”。“照我们观察，对于老蒋军队并不无法，且应先解决老蒋然后可以北伐。现在我们应打一电报给武汉方面提出抗议，要求赶快决定打东南的方策，马上派得力人员来东南准备军事活动。”[1] 会后，周恩来起草致中共中央意见书，同赵世炎、罗亦农、陈延年、李立三、尹宽联名发出。意见书分析了当时军事势力的状况，强调趁蒋介石东南政权还没稳固，“下决心讨伐，迅速出师，直指南京”。“南京一失，苏、沪可不战自定”。意见书针对陈独秀的妥协投降主张，着重指出：“为全局计，政治不宜再缓和妥协。”“再不前进，则彼进我退，我方亦将为所动摇，政权领导尽将归之右派，是不仅使左派灰心，整个革命必根本失败无疑。”怎样迅速出师讨伐，意见书从军事战略上进行了分析，建议“东南军事工作必须有计划、有名义、有负责人、有密函，方能使左派军官相信中央政府。”[2]迅速出师讨伐蒋介石，是在当时政治军事条件下，挽救中国革命的唯一正确的选择，也为酝酿决策南昌起义奠定了思想基础。 紧接着，4月18日，周恩来在中共特别委员会上说：“我主张我们要有一个结论”。随后，他提出了五点意见，着重指出：“中央政策动摇，指导无方，对于前次广东与上海都如此，中央对于争领导权没有决心。”他要求，“唯中央的错误，应有根本解决的办法。”并建议提交即将召开的中共五大。“此次大会应提出上海与广东两次的错误，中央完全承认才能指导全国”。[3]中共五大虽然比较集中地批评了陈独秀右倾投降的错误，但没有作“根本解决”，仍然忽视掌握军队的领导权。 提议中央从速决定南昌起义 从4月下旬起，周恩来在聂荣臻的协助下处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善后工作，并部署江浙一带地下武装斗争。5月下旬，周恩来才到武汉。不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周恩来代理张国焘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职务，参加中共中央核心领导。此后，周恩来负责主持中共中央军事工作，为适应形势的需要，他努力把党的工作重心从政治斗争转移到军事斗争上来，在思想上、组织上和工作上，做好应付突发事变和进行武装起义的准备。 在这一时期，为加紧酝酿决定组织武装暴动，周恩来向中共中央提出过许多意见和建议。在5月30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上，周恩来建议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军事问题。在6月14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上，周恩来提出了“三省救各省，东南讨蒋”的斗争方针。在6月17日和20日，周恩来先后两次提出湖南暴动计划。会议决定由周恩来前往指挥这次湖南暴动。后来因为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反对，这个计划没能实行。 7月15日，汪精卫公开背叛革命。中共临时中央常委会确定了新政策，一方面，着手制定湘、鄂、赣、粤四省秋收起义计划；另一方面，以中共所掌握和所影响的部分北伐军为基本力量，联合张发奎，重返广东，实行土地革命，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举行第二次北伐。这时，周恩来任中共临时中央常委会委员，和张国焘等一起主持共产党的机关和党员紧急疏散撤离和隐蔽工作，把聚集在武汉的共产党员派往各地，掌握工农武装力量，以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并将一些从事军事工作的共产党员集中于南昌、九江一带，做联张（发奎）返粤的准备工作。在这期间，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曾经提出：“准备一些军队去南昌回广州”[4]。新政策打破了一直笼罩在共产党内的沉闷空气。 正是在这种新政策的指引下，7月中旬，中共临时中央常委会会议初步决定，以在“东征讨蒋”口号下聚集在九江、南昌一带贺龙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叶挺率领的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和朱德领导的第三军军官教育团为基础，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周恩来为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会后，周恩来当晚就向军事部的同志传达。“他传达的大意是，国共分裂了，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只有起义。”[5]传达完后，他指定聂荣臻、贺昌、颜昌颐组成前敌军委，聂荣臻为书记，先到九江去进行起义的准备工作。他还交代说：“什么时候发难，要听中央的命令。”[6]7月20日，谭平山、李立三、恽代英、邓中夏、叶挺等同聂荣臻一起在九江举行谈话会。鉴于张发奎日益右倾，谈话会提议，“抛弃依张之政策，而决定一独立的军事行动”。“在军事上赶快集中南昌，运动二十军与我们一致，实行南昌暴动，解决三、六、九军在南昌之武装。在政治上反对武汉、南京两政府，建立新的政府来号召。”[7]会后，委托正在庐山的瞿秋白回武汉向中共中央报告。中共临时中央常委会和共产国际代表都同意这些意见。7月24日或25日，周恩来在中共临时中央常委会会议上发言提议：中央从速决定南昌起义的名义、政纲和策略；切实计划发动湘、鄂、赣和广东东江一带工农势力；共产国际迅速接济军火物资。会议决定：以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起义部队的行动方向是，立即南下，占领广东，取得海口，求得共产国际的援助，举行第二次北伐。根据周恩来等同志的提议，中共临时中央常委会果断地作出了举行南昌起义的决定。“就当时形势，‘南昌暴动’已经是我党必然应取的政策。”[8]南昌起义是在极端危急的形势下挽救中国革命的伟大壮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