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顾维钧在巴黎和会的外交实践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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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师院学报:社科版

内容提要:


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1997 年 09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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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最新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代表团在巴黎和会上拒签和约,迟滞了不平等条约对中国的进一步伤害,从此中国外交出现了转机。拒约的决定是代表团独立做出,事后也得到了民众的支持和政府的认可。代表团成员之一顾维钧在交涉活动中,坚定地将“废除不平等条约”理想付诸实践,同时讲求策略与方法,和会后期实际主持了代表团的工作,并将交涉活动沿着正确、健康的方向进行,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关键词 顾维钧 巴黎和会 拒约

      伟人毛泽东对中国第一代职业外交家之一的顾维钧的外交才能颇为欣赏。1971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一切合法权益后,在中国代表团赴美前夕,毛泽东特意托人向寄寓纽约的顾维钧老人带去问候和礼品,并邀他方便时访问北京。早在1946年,正是在顾维钧的主动建议和执意支持下,中共代表董必武作为当时的中国代表团成员之一,出席了联合国第一届大会。[1]尽管如此,在民国历史研究领域内,顾维钧仍是一位长期尘封的人物,近十几年来,伴随多卷本《顾维钧回忆录》的陆续出版,顾维钧逐渐受到学者们的关注,研究文章和专著开始出现。但到目前为止,顾维钧研究基本上仍是零散的、个案式的,对其一生各时期活动尚缺乏系统、全面的研究,只有顾维钧与巴黎和会这一课题较为活跃。

      在中外关系史和近现代中国外交史中,巴黎和会始终是一个热门话题。最新研究结果表明,学者们围绕以下观点逐渐趋同,即:就民国时期的中外关系而言,巴黎和会是一块界石,此前是中国不断丧失利权。此后,开始逐步收回了丧失的权益,对外交往由被动开始转为主动。[2]在巴黎和会上,中国的外交遭到失败,直接引发了五四运动,中国方面掀起了历史上空前的拒约运动,拒约运动动员和吸收了除一小撮亲日派反动政客、资本家以外的社会各阶层,而在巴黎的中国代表团内部,顾维钧作为实际主持人和拒约的中坚,发挥了良好和突出的作用。他以明确的“联美抑日”策略,进行山东问题的交涉,客观上启动了民国时代的“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历史进程。[3]

      上述观点已浮出水面,但仍限于轮廓,不够细致,本文力图就巴黎和会期间,顾维钧的外交实践活动进行一次较为系统、全面的分析,并在以往学者们研究的基础上,就上述观点进行希望是有益的补充,再就某些问题发表见解,敬请方家指正。

      明察国际局势 早做和会准备

      1915年,顾维钧赴美就任驻美公使。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硝烟正浓,随着战局发展,特别是美国的参战,协约国与同盟国的胜败渐趋明朗。敏锐的顾预料战争将打破旧有的世界格局,战后将出现新的国际态势。大战后期,俄国发生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苏俄政府宣布愿意放弃旧俄时代的对华不平等条约;英、法倡议建立一国际性组织维护世界和平;学者出身的美国总统威尔逊则提出著名的“十四点原则”,呼吁废除秘密外交,各国在外交事务中“均须开诚布公”和“以国际之公意”为准则,他宣称要“公道地”处置殖民地问题,还提出要组织国际联合会,“为各国交互保障其政治自由,及土地统辖,国无大小,一律享同等之权利”。[4]

      战争末期的种种迹象的确令善良的人们感到振奋,而威尔逊的“十四点原则”以其很大的煽动性,尤其使饱受侵略苦难的国家的人民欢欣鼓舞。同一些先进的爱国人士一样,顾维钧觉得,中国即将迎来一个改变与列强交往以来的屈辱地位的历史良机。幼年的顾在接受知识教育的过程中,就已朦胧地感觉出中外交往中,祖国屡屡受辱,“总的感觉是中国每次与列强打交道,都以失败告终。我们发现这是令人最厌恶、最灰心、最沮丧的,可不知道是什么缘故和该怎么办”。[5]现在,这位勇于进取的年轻外交官的大脑急速地活跃起来,开始思考各种纷乱的问题,努力理出清楚的头绪。

      顾维钧认为中国应当抓住时机,摆脱不平等条约的约束,“争回某些失去的权利”,[6]特别是优先解决山东问题和二十一条。经过勤奋的思考,他的外交思想逐渐确立起来,即中国应加入世界大战中来,对德、奥等同盟国宣战,以便为战后国际格局的大动荡、大变化的到来,预先占据一个有利位置。战后,作为战胜国的一员,从解决中德不平等条约入手,推而广之,逐渐解决与其他国家的遗留问题,最终达到废除所有不平等条约的目的。所有不平等条约和遗留问题中,最为迫切、应优先解决的是日本强加给中国的二十一条和山东问题,不论历史还是现实,日本是对中国危害最大的国家。[7]

      基于上述思想,他的外交策略也相应形成,就是要“赖美为助”,[8]和“联美抑日”,其依据是中国乃贫弱国家,“拿不出什么可以作为讨价还价的本钱”[9]。无论是“废除不平等条约”,还是解决山东问题,都必须借助外力,即中国传统的“以夷制夷”外交策略。所有国家中,可能对中国帮助最大的国家,就是自诩“民主”的美国了。

      随着战争进程的发展,顾的思路和谋略也逐步清楚和完善,到战争结束以前,这位有心和忠于职守的驻美公使主要做了三方面的工作,以便为将要召开的和会作准备。

      一、从大战的中后期开始,在密切关注战局发展的同时,顾不断进言政府及早考虑战争期间和战后中国利益。1917年4月9日,即美对德宣战后第三天,顾向段祺瑞发去一份长篇电文,主张中国追随美国加入战争。随着战争临近尾声,他又建议政府开始为必定要召开的和会做好准备,提出他本人对若干重大外交问题的意见,力劝政府在和会上理直气壮地提出要求。

      二、专门组织一个小组搜集各种美、英的动态资料,加以分析研究,特别研究对中国具有特殊利益的问题,探讨中国应采取的对策,着重考虑战后废除各种不平等条约和收回山东利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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