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现代中国的思想家中，以主义名者似有两位：一位是孙中山，另一位就是以孙中山信徒自称的戴季陶。戴氏一生的思想具有鲜明的阶段性。辛亥革命前戴季陶的政治观点是比较模糊的，倾向于君主立宪；辛亥以后他的思想开始向民主共和思想转变，成为民主主义革命先行者孙中山身边的一名近卫战士；五四时期，戴季陶积极阐扬正在转变期中进步国民党人的思想观点，对五四运动、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都有一定的认识；大革命时期，戴极力鼓吹三民主义的“国民革命”观，以建立“纯正的三民主义”为名，出笼了臭名昭著的戴季陶主义；大革命以后戴氏积极推行和贩卖封建的法西斯主义理论，在现代中国社会起了非常消极的影响。 关键词 君主立宪 三民主义 戴季陶主义 封建的法西斯主义 戴季陶（1891—1949）是现代中国影响较大的思想家，以往人们研究较多的就是其以名姓题称的戴季陶主义，但对戴氏一生的思想发展演变却论及甚少。本文拟就戴季陶一生的政治思想作一初步探讨，以就正于大家。 一 辛亥革命前后戴季陶的社会政治思想 20世纪初，青年时代的戴季陶没有明确的政治观点，比较而言相对倾向于君主立宪思想。他在1910年3月写成的《宪法纲要》一书中认为，在民主制（民众本位制度）和君主制（大人同位制度）的国体比较上，二者“各有特长”。随着对现行统治的进一步认识和受国内新思想的影响，戴氏的思想也开始由君主立宪向民主共和思想转变。积极宣传民主共和思想，成为戴季陶从辛亥到五四这一时期的中心工作。 （一）“反独裁，倡民权。”作为民初舆论界知觉在先、敢言敢为的戴季陶，他一开始就对心怀异图的巨奸大憝袁世凯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和无情的揭露。袁世凯欲以私人名义违法向美国借款以扩充军备，他立题讽之曰：“大哉私人信用。”他说：“今日总统令某某为某官矣，明日令某某为某事矣，借债也，押路也，此皆新政府中新总统之政治也。嗟呼！是而曰政府，不若直呼为‘中国零星拍卖所’之为愈也。”[①a] 正是由于对袁世凯独裁专制统治的不满，戴季陶在这一时期尤注重于民权主义的宣传。他认为：“吾国自古及今之政治，君主专制政治也。皇帝者，国家之最高机关，皇帝之意思表示，则为国家最高之意思表示。”[②a]“古来论治国者，与乎治国者，其着眼处不在于引起人民之自觉，而在求治者之注意，故立说之根本，恒归之于一人之意。所谓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者，其本在于此。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之数语，盖为数千年治者之宝典，而于人民之自觉，无所用其力也。故幸而有能奉此宝典之君则国治。”[③a]对于近世欧洲思想，戴氏认为：“自西力东渐，而欧洲之思想，亦随国力以侵入焉，最有为者，则为民权自由之思想，而最引起青年国民思想上之丕变者，则法国革命，北美独立之二大事实。青年之留学于外国者，与居国内而读西籍者，未有不受此思想之感化，卢梭、孟笛斯鸠之说，尤风靡一时，改革政治之风潮，乃一起而不可遏。故凡稍受欧洲思潮之感化者，其论政治必以民权自由为归，特主张民权自由者之中，其程度有不同，胡派别遂各异耳。”[①b] （二） “合三民主义与社会主义”为一体。作为辛亥后孙中山的政治追随者戴季陶，他的早期社会主义思想是其辛亥前信仰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托尔斯泰人道主义的合理发展，更是其辛亥后接受孙中山对社会主义特定理解的思想影响的必然结果。作为主观社会主义者的孙中山认为：“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戴季陶认为：“先生一生的精神，全部是注在民生主义”，并总结了三民主义的全部之后得出“民生主义实在是三民主义的本体”[②b]的结论。 对于三民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理解，戴季陶认为二者是相通的，戴季陶说：“革命思潮之大发达也，稳和者流，主张自政治上求改革，于是标榜民族、民权、民生主义，而实行政治上之革命矣。急进者流，观乎世界大势之推移，非世界改革不足以尽去社会之恶魔也，于是主张社会主义，而提倡世界革命矣。”二者“其主张虽异，然而其推翻现政府之目的则一，故此二派又合而为一致焉”[③b]。 二 五四时期戴季陶的社会政治思想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五四运动的爆发，犹如新的曙光出现在人们眼前，前者作为同帝国主义列强相对立的国际新力量，后者以青年学生为主体作为反帝反封建的国内突击队，使处于烦闷和彷徨之中的孙中山、戴季陶等资产阶级革命派看到了希望，萌生了开展革命运动的新思路。这一时期，戴季陶的思想理论呈现向左发展的趋向，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对五四运动的态度。五四运动爆发后，他即发表宣言，抨击日本统治集团对华侵略为“狂奔的行动”，指出中国人民的反抗是“无可忍受”之下的正义行动并敦促日本政府及其人民从根本上“更易”对华政策与心理。与此同时，他又肯定爱国学生游行、演讲及从事联络各界的活动，认为他们的所作所为“很有条理，很有精神，很有计划。这些条理、精神、计划，便是证明他们的伟大”[④b]。对于五四运动爆发的原因，他认为单从政治上认定恶政治激起的义愤，或思想上判定新旧思想的激战，或国际关系上断为反抗日本侵略的复杂都不免失之简单。在他看来，五四运动的爆发是中国“国民的生活缺陷”因欧战后“解放”“革命”世界新潮的大声音而被惊醒的结果，是中国人民因觉察到“生活的不安而生的社会运动”，是顺应世界新潮的正义行动[⑤b]。 （二） 对俄国十月革命的态度。十月革命的胜利，使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在困境中看到了希望，而苏俄政府对中国和孙中山的友好亲善态度，更使孙中山等感奋不已。因而，高度评价十月革命的伟大历史意义，热烈欢迎苏俄政府的对华政策，成为当时国民党进步理论家一时所尚。戴季陶把苏俄政府宣布放弃对中国的一切侵略利权，称之为“一个世界历史上空前的消息”，“自有人类以来空前的美举，任何民族任何国家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这样伟大的事业，没有这样清洁高尚的道德”。他认为，苏俄政府这一通告的意义，最重要的还不在宣布归还利权，而在于其恳切希望中国人民为争取做“自由的人民”、“为自由而战”的“忠告”。因此，他对苏俄政府的美意表示了由衷的感激之情[①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