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至1927年的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之所以被称作大革命，是因为它比之以往任何一次革命，包括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在内，群众的动员更为广大，斗争的规模更为宏伟，社会的内涵更为深刻。这场革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的影响、推动和组织之下”，才得到“迅速的发展和伟大的胜利”的。 当时的中国共产党还处在幼年时期。但是，党员群众和党的干部的革命积极性是非常之高的，他们始终站在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最前线；他们还努力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锐利的思想武器，去探索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的答案，为中国革命提出了其他任何党派或政治集团没有、也不可能提出的新方向。 还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以李大钊为代表的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就已经初步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这个思想原则。在1922年初出版的《先驱》创刊号上，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还明确提出了“努力研究中国的客观的实际情形，而求得一个最合宜的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这样一个任务。1926年，蔡和森在《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中，更进一步指出：“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与世界各国共产党是一致的，但当应用到各国去，应用到实际上去才行的。要在自己的争斗中把列宁主义形成自己的理论的武器，即以马克思主义的精神来定出适合宏观情形的策略和组织才行。”在这里，他已经把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形成自己的理论”这样一个任务清晰地提出来了。1927年，瞿秋白在其论文集自序中也曾经强调，“应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国情的工作，断不可一日或缓”。他并且认为，“无产阶级之革命思想的指导，当然是集体的工作”，即中国共产党要形成自己的理论，需要依靠集体的智慧；“而集体的革命思想之形成，亦在于其各个个体之间的切磋”。（《瞿秋白文集》第311—312页）。应当说，这是一些很精彩的思想；在党成立不久就提出这样一些思想，尤属难能可贵。 不过，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正确地结合起来，这是一项十分艰巨、复杂的历史性任务。因为马克思主义只是一般地指明社会发展和革命发展的方向，至于具体情形，实际情形，那只有在千百万群众起来斗争时，他们的经验才能指示出来。毛泽东在回顾当时的情况时就说过：“过去，特别是开始时期，我们只是一个劲儿要革命，至于怎么革法，革些什么，哪些先革，哪些后革，哪些要到下一阶段才革，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没有弄清楚，或者说没有完全弄清楚。”（《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26页）正因为如此，蔡和森在1926年所作的党史报告中即已指出：“党的革命理论是要经过长期间的各种争斗才能形成的。” 在中国的条件下运用马克思主义，还有两个特殊情况不能被忽视。这就是：第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故乡在欧洲，欧洲国家大多处在资本主义乃至帝国主义的发展阶段；而中国是一个幅员广大、人口众多、经济文化十分落后、革命发展极不平衡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显然，要把这个产生于欧洲的理论，应用于许多欧洲国家所没有的条件，正如列宁所说，这“是一个困难而困难的任务”，同时“又是特别崇高的任务”。第二，从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的二大之后，它就加入了共产国际，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而按照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及其执行委员会的一切决议，所有加入的共产党都必须执行。这样，中国共产党在确定自己的路线和方针、政策时也就不能不面临复杂的情况。应当肯定，由于共产国际高举革命的旗帜，由于在共产国际中起核心作用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具有丰富的经验，中国党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制定自己的路线和策略方面，在实际工作方面，都得到过共产国际的积极的帮助；不过，后来的经验表明，由一个远离各国的国际中心来指挥各国革命，这种作法本身是不可取的。由于不可能深入、全面地了解各国的具体情况，这种指挥难免要发生错误；由于国际的指示不论是否适合各国情况，各国党部必须无条件地执行，其结果往往会在事实上形成为对各国党内部事务的干涉。这方面的消极影响，也是必须估计到的。 不过，中国共产党的一些领导骨干遵循着理论联系实际这个方向，通过对这个时期斗争经验的总结，还是逐步地加深了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的提出，就是这个时期党在理论上的主要收获，是党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所取得的主要成果。 中国共产党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经历了一个摸索的过程，一个在集体奋斗的基础上积累经验的过程。1921年7月党的一大通过的第一个纲领，只是提出了“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消灭资本家私有制”以及最终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等各国共产党的纲领中共同具有的最一般的原则，并没有指明当前中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这说明，党在当时还不懂得中国革命必须分为两步走，即先进行民主革命，而后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还没有学会把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划分清楚。1922年7月党的二大指明了当前中国革命的任务，是进行以“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打例军阀”，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国为目标的民主革命；为此，应“使工人和贫民与小资产阶级建立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但是，也还没有明确提出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而只是笼统地说：“革命运动发展无已的结果，（工人）将会变成推倒在中国的世界资本帝国主义的领袖军”；并且认为党在目前的任务是“引导工人们帮助民主主义的革命运动”，这个革命成功了，“无产阶级不过得着一些自由与权利”。这说明，党在当时也还没有弄清楚民主革命有新与旧的区分。1925年1月党的四大根据共产国际有关的指示精神，总结建党三年半以来特别是国共合作一年以来的经验教训，明确地指出：第一，中国民主革命的领导权应当属于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无产阶级“应取得（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的地位”；第二，中国民主革命的动力是以工农为主体的人民群众。这个革命“需要工人、农民及城市中小资产阶级之普遍的参加”，其中农民是“重要成分”，它“天然是工人阶级之同盟者”；第三，中国民主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这个革命的基本内容，一个是“反对国际帝国主义；”一个是“反对封建的经济关系”和“反对封建的军阀政治”。这样，党就划清了新旧两种民主革命的界限，初步地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瞿秋白、李大钊、邓中夏、毛泽东等党的早期领导人对于这个基本思想的提出和阐明，都作出过自己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