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文在掌握大量材料的基础上指出，在我国50年代末存在全国性急于求成的社会心理，并进一步分析了形成这种社会心理的原因，探讨了这种不良的社会心理对当时及以后中国社会所产生的消极影响，从而使今人认识到急于求成的危害性，坚定反“左”的决心；还使今人认识到社会心理对社会生活和社会发展的反作用。因此，当前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要注意人民群众的社会心理动向与特征，以推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向前发展。 关键词 50年代末；急于求成；社会心理 本文拟对本世纪50年代末全国性急于求成的社会心理进行探讨。这既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当时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又能为我们今天改革开放提供借鉴。 1 在50年代末，究竟是否存在全国性急于求成的社会心理呢？学术界对此尚缺乏探讨。而笔者经过研究，认为：在50年代末，即1957年9月中共八届三中全会错误地批判1956年反冒进以后的确存在着全国性急于求成的社会心理。 首先，当时在党和政府领导人中普遍存在急于求成的心理，具体表现如下： （一）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领导人中广泛地存在急于求成的心理。1957年9月中共八届三中全会错误地批判1956年反冒进、改变“八大”关于当时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分析以后，在党和国家领导人中有不少人开始忽视中国的国情，认为应该以超出常规的高速度来从事中国经济建设，在十几年或更短的时间内赶超英美等世界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1957年11月13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在莫斯科出席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期间会见中国留学生时就提出：我国争取15年超过英国，苏联超过美国；11月18日毛泽东又说，中国要在15年左右在钢铁等主要工业的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①]。1958年7月5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在石景山发电厂同工人座谈时也说道：“现在赶上英国不是十几年，两三年就行了，明年后年要超过英国。这不是假的。钢铁、煤炭明年可以超过，电要慢点。中国进入共产主义，不要好久，你们大多数可以看到共产主义。”[②]1958年6月中旬，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在向中央政治局提出的《第二个五年计划要点》报告中也指出：“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任务就是：提前完成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建成基本上完整的工业体系，5年超过英国，10年赶上美国；大大推进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为在10年内赶上世界上最先进的科学技术水平打下基础。”[③]1958年6月17日，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在向中央政治局提出的《两年超过英国》报告中也同样指出：“1959年我国的国民经济可能有一个比今年更大的跃进。这样经过3年苦战，我国就可以在钢铁及其他主要产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在农业方面实现水利化。”[④]以上种种能反映出当时党和国家领导人中所广泛存在的急于求成的心理。 （二）在地方党委和政府领导人中也同样广泛地存在急于求成的心理。50年代末，在地方党委和政府领导人中也有不少人急切地希望加快经济建设的步伐，对农业生产和其他方面建设的发展规模和发展速度要求过大过快，指标要求过高，出现了急躁冒进的情绪与急于求成的心理。1958年2月19日至20日，中共广东省委分别召开省委会议和地、市、县委书记电话会议，决定广东各地要以十二万分的革命干劲，打破常规，重新修订各项生产计划，全省的工业生产及所有工作必须同时跃进，在极短时间内组织起一个全省范围的革命高潮[⑤]。1958年7月，中共江苏省委在关于传达和学习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情况的报告中也指出：“超过英国、赶上美国的目标，将会在出乎人们意外的短时期内达到。”[⑥]当时山西省洪赵县竟认为，小麦和谷子嫁接，亩产可达89000斤。中共洪赵县委指出：“这种设想显然在目前还不是现实，但是充满了革命浪漫主义精神的农民，有了这种海阔天空的想象，再加上冲天的干劲，这些理想是可以变成现实的。”[⑦]1958年10月28日，河南省范县甚至规划了3年向共产主义过渡。县委书记在他的报告里谈到共产主义的生活情景时指出：“人民进入新乐园，吃喝穿用不要钱；鸡鸭鱼肉味道鲜，顿顿可吃四个盘；天天可以吃水果，各样衣服穿不完；人人都说天堂好，天堂不如新乐园。”[⑧]类似的材料，不胜枚举。这反映了当时地方党委和政府领导人中普遍存在急于求成的心理。地方领导产生这种心理，在一定程度上是与中央领导急于求成的心理有关。正如1956年6月20日《人民日报》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中所指出：“下面的急躁冒进有很多就是上面逼出来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一出来，各个系统都不愿别人说自己右倾保守，都争先恐后地用过高的标准向下布置工作，条条下达，而且都要求得很急，各部的都希望自己的工作很快做出成绩来。中央几十个部，每个部一条，层层下达，甚至层层加重，下面就必然受不了”，“急躁情绪”便“存在在下面的干部中”。 其次，当时在广大的人民群众中也比较普遍地存在急于求成的心理，具体表现如下： （一）在工人中较广泛地存在急于求成的心理。50年代末，许多工人也有急躁冒进的偏向，不切实际地认为中国在短时期内将赶超英国，片面强调主观能动性而忽视客观规律。1958年2月，全国人大代表、冶金工人孙德和说道：“我们有优良的条件在短期内提前完成党与毛主席提出的赶上或超过英国这一号召。”[⑨]1959年8月，武钢工人举行誓师大会，决心在8月中旬优质高产的基础上进一步突破生产的薄弱环节，深入开展炉与炉、班与班之间的红旗竞赛，力争优质再优质，高产再高产[⑩]。1959年10月26日，北京召开了全国工交财贸等战线先进职工代表大会，6000名工人代表在会上提出并通过了10年赶超英国的口号[11]。这些都反映了当时全国工人中所普遍存在的急躁冒进的情绪与急于求成的心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