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6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内开始出现两种不同的社会主义观，一种是离开生产力标准，着重从生产关系（主要是所有制）上理解社会主义，推崇“一大二公”；另一种是着重从生产力角度理解社会主义，把在公有制基础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视为社会主义本质的首要之点。从60年代初到90年代初，两种社会主义观的争论主要有三次：60年代初围绕“包产到户”的争论；70年代中对穷社会主义的批判；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姓资姓社”的争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总结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科学结晶，也是同不科学的社会主义观争论和斗争的成果。 关键词 两种社会主义观 “一大二公” 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社会主义本质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这个题目涉及很多方面，本文仅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问题进行讨论，时间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 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我们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党内对这一问题的理解和认识有分歧，也有争论。第一次争论发生在60年代初，第二次争论发生在“文化大革命”后期，第三次争论发生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90年代初达到很尖锐的程度。本文对这个争论作历史回顾，并加以总结。 一、60年代初的争论 1953年，我们党酝酿和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在实践上开始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这时，需要在理论上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 1953年9月8日，周恩来向全国政协常委扩大会议作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报告。他在这个报告中阐明了社会主义的含义。他说：“什么叫做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最基本的就是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就是取消了生产资料的私人资本主义所有制，归国家所有了，就是农业、手工业集体化了。”[①]这就是我们党当时对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问题的理解和认识。当时，主要是从所有制上（生产资料公有制）理解社会主义。对社会主义作这样的理解，是符合当时的实践需要的。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全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问题的认识，没有什么分歧。 在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毛泽东提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奋斗总目标。[②]接着，毛泽东1955年3月21日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讲话中又提出了“建成社会主义”的观点。这就表明，需要在理论上进一步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毛泽东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理解，集中反映在他修改的一些中央文件中。 1958年11月10日和12日，毛泽东对《郑州会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作了很多修改，加写了许多重要的话。其中第一点说：“作为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的东西，我们叫作社会主义。在这个阶段内，全党全民的任务是完成社会主义的建设。完成社会主义建设的集中表现，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全面的全民所有制。”这里说得很清楚，建成社会主义，就是实现全面的全民所有制。这个文件还说，现在存在的人民公社是“小全民所有制”，要逐步地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所有制”。这个文件的第二节第一点讲人民公社的性质。文件说：“公社是实现两个过渡的最好形式。这两个过渡是：一个，由社会主义的目前阶段到完成阶段——即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到全民所有制的过渡；另一个，由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到共产主义的全民所有制的过渡。”既然建成社会主义就是实现全面的全民所有制，而实现这个过渡的最好形式是人民公社。那末，人民公社的“一大二公”就具有决定性意义，决不能有丝毫的后退。这样，毛泽东就完全离开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绝对化地从生产关系（主要是所有制）来理解社会主义。正是在这样一种社会主义观支配下，在实践上，毛泽东急速地搞“穷过渡”，从初级社到高级社，又从高级社到人民会社，还要求人民公社“逐步地增加全民所有的成分”，以实现全面的全民所有制。当时，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这种理解，在党内，特别是在领导层，得到普遍的拥护，至少没有人反对。这反映了全党对社会主义的思想准备不足这样一种状况和认识水平。 “大跃进”的严重挫折和三年困难时期的严峻形势，迫使人们的头脑开始冷静下来，在总结经验教训的过程中，对社会主义的思考逐步深入，涉及到了基本理论问题。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一部分同志，在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上，酝酿了新的思路。这样，在中国共产党内就出现了两种社会主义观，并在相当广阔的范围内展开了争论。 第一次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的争论，从对农村包产到户责任制的不同看法引起，并围绕这个问题展开。这场争论在基层相当广泛地展开，很快地反映并扩展到高层领导，成为一个很敏感很尖锐的问题。 1959年至1960年间，全国农村许多地方出现了“饿、病、逃、荒、死”的问题。困难程度较严重的安徽农村基层干部和农民，自发搞起了包产到户责任制。中共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总结并肯定了群众的实践经验。他认为，必须从根本上解决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体制和管理办法，“我们必须研究、制定和推行适合我省农村生产力状况的农业生产责任制。说到底，有了能够发展生产的责任制，才能巩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才能保障社会主义制度的顺利发展，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中共安徽省委实行包产到户责任制的主张，完全符合广大农民和农村基层干部的意愿。1961年3月底，全省已有39.2%的生产队实行责任制，12月底，达到了90.1%。包产到户的实践在当年就大见成效。1961年安徽全省农业大丰收，征购任务超额完成，农民生活得到明显改善。农民称责任田为“救命田”。 当时，在浙江、四川、甘肃、广西、福建、广东、贵州、东北三省等全国许多地方，都出现包产到户的形式，大有席卷全国之势。 实行包产到户责任制，与人民公社的“一大二公”体制是对立的，因而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在安徽，社会各阶层中出现了激烈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这种做法是不是单干？会不会形成“两极分化”？会不会加重社员的私心？等等，显然，问题的实质是，这样做，是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 开始时，毛泽东对包产到户责任制采取宽容的态度。1961年3月，曾希圣在广州参加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于3月15日，向毛泽东详细汇报了安徽实行责任制的情况和自己的看法。毛泽东明确答复说：“你们试验嘛！搞坏了检讨就是了。如果搞好了，能增产十亿斤粮食，那就是一件大事。”[③]从毛泽东讲话的口气看，他是允许搞责任制试验的，即使搞坏了，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检讨吸取教训就是了。但是，到了1961年12月，毛泽东对责任田的态度起了变化。1961年12月，毛泽东在江苏无锡，把曾希圣召去。他对曾说：“生产开始恢复了，是否把这个办法变回来。”[④]曾希圣从实际出发回答：“群众刚刚尝到甜头，是否让群众再搞一段时间。”[⑤]毛听后没有明确表态。1962年2月，在七千人大会上，曾希圣就因推行责任田被指责“犯了方向性的严重错误”，“带有修正主义色彩”。曾希圣被撤销安徽省委书记职务，调离安徽，这意味着责任田的夭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