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以前中国政府收复香港的尝试

      香港问题是在两次鸦片战争和列强瓜分势力范围的背景下形成的。1841年1月25日，英军强行在香港岛登陆。1842年8月29日，英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中英《南京条约》，正式割占香港岛。1860年3月，英国政府派军队在九龙半岛岬角——尖沙咀登陆，并强迫两广总督劳崇光将九龙（即九龙半岛南部和昂船洲）租借给英国。同年10月英法联军攻入北京，英国又强迫清政府签订中英《北京条约》，割占九龙。1898年6月9日，英国强迫清政府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并通过次年的定界谈判，租借了深圳河以南、九龙半岛今界限街以北的大片中国领土，及其附近235个岛屿，即后来所谓的“新界”，从而侵占了整个香港地区。

      从1841年英国侵占香港岛起，150多年来，中国人民一直渴望收复香港地区。旧中国历届政府也都做过收复香港的尝试，但皆未能取得成功。本文依次着重介绍清政府、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收复香港的尝试，以及列强（特别是英国政府）的反应，并对收复香港的尝试未能取得成功的原因，提出一些见解。

      一、清政府收复香港的愿望

      早在鸦片战争时期，英军强占香港岛之后，中国的爱国群众和官员就强烈主张收复香港。

      英军强行侵占香港岛以后，英国驻华全权代表义律（Charles Elliot）和远东舰队支队司令伯麦（G.Bremer）于1841年2月1日联名发出布告，谎称已与清朝钦差大臣琦善“成立协定，将香港全岛地方让给英国统治”。香港居民看到布告后，立即表示反对英军的侵略行径。据记载：“香港绅民以不愿为夷，联名控诸抚院。”[①a]内地爱国官员、乡绅也行动起来。当时林则徐被革职尚留在广东，他对英军侵占香港岛“闻而发指，劝怡良（广东巡抚）实奏”。在林则徐的鼓励下，2月11日，怡良向道光皇帝报告了英国强占香港岛并出伪示的情况。21日，东莞籍士绅邓淳在郡学召集会议，拟定呈文说：“伪示横悖已甚，宜加痛剿。”他们结队前往督府请愿。琦善竟恐吓说：“款夷出自上意，而诸君未识情形，争执如是，早晚祸及……”请愿绅士未被压服，驻防进士朱朝玠等与琦善一直辩论到太阳偏西[①b]。邓淳等还联名上书怡良，指出丢失香港的严重后患：“倘或聚徒蚁穴，窥近虎门，将水陆大费张罗，斯省会岂能安枕。”他们表达了“白叟黄童，群思敌忾，耕氓贩竖，共切同仇”的心情，要求怡良“为国宣猷，为民除害”，“顺舆情以挞伐”。怡良等见到呈文后表示“愿与该绅士同听凯歌”[②b]。这场斗争造成了反对割让香港、要求收复香港的强大舆论，是琦善始终不敢与英方签署割让香港岛的条约的重要原因。

      鸦片战争期间，中国社会各阶层都有收复香港的呼声。爱国官员裕谦主张招募广东水勇“攻剿香港”。广西巡抚梁章钜也主张，“认真团练乡勇，以收复香港为首务”。双目失明的爱国知识分子张杓在《陈善后事宜》的呈文中说：“又闻有乡人愿先收复香港，功成后补给口粮者。特无人号召之，匿不肯出。”[③b]1841年秋冬，英军北上进犯闽浙期间，参加三元里抗英斗争的水勇头人林福祥上书两广总督祁，义正词严地宣称：“夷不可信，和不足恃，香港不可不复”。他主张趁英军北上“由香港后路，潜师袭取”，并自告奋勇说：“祥愿自率本队，以当前锋，少有畏缩，即正军法，亦无悔焉。”[④b]

      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清朝政府还是主张收复香港的。可以说当时是举国上下，同仇敌忾。

      1840年8月，英军打到天津白河口，道光皇帝派琦善到广东议和，并将林则徐革职。12月19日，琦善奏报英国强索香港岛。他指出：“香港亦宽至七八十里，环处众山之中，可避风涛，如或给予，必致屯兵聚粮，建台设炮，久之必觊觎广东，流弊不可胜言。”他建议准许英国在厦门、福州通商。道光皇帝批示说：“愤恨之外，无可再谕。”[⑤b]

      为了迫使琦善就范，1841年1月6日，英军突然发动进攻。7日，夺取了大角、沙角炮台。义律趁势提出五项条件，要求三天之内答复。条件之一是将沙角割让，“给为贸易寄寓之所”。沙角在虎门口外，是广州的第一重门户，琦善不敢轻易允许，但表示可将义律来文中予给外洋寄居一所的要求，“代为奏恳”。义律接着提出“以尖沙咀洋面所滨之尖沙咀、红坎即香港等处，代换沙角予给”。15日，琦善在照会中指出：“尖沙咀与香港，系属两处”，要求英方“止择一处地方寄寓泊船”。次日，义律复照提出可只割占香港，但照会中将“香港一处”写为“香港一岛”。面对强敌咄咄逼人的压力，琦善对英方的说法不敢加以驳斥，也不敢马上应允。20日，他上奏道光皇帝说，英方愿将定海缴还，沙角献出，他欲代英方恳求，“仿照西洋夷人在澳门寄居之例，准其就粤东外洋之香港地方泊舟寄居”[①c]。

      英方一面向清政府进行外交勒索，一面派兵于1月26日正式占领了香港岛。30日，伯麦照会清军大鹏协副将赖恩爵，横蛮地宣称：“照得本国公使大臣义，与钦差大臣爵阁部堂琦，说定诸事，议将香港等处全岛地方，让给英国主掌，已有文据在案。是该岛现已归属大英国主治下地方，应请贵官速将该岛各处所有贵国官兵撤回，四向洋面，不准兵役稍行阻止难为往来商渔人民。”[②c]2月1日，义律和伯麦联名在香港发布告示说：“照得本公使大臣奉命为英国善定事宜，现经与钦差大臣爵阁部堂琦议定诸事，将香港等处全岛地方，让给英国寄居主掌，已有文据在案，是尔香港等处居民，现系归属大英国主之子民，故自应恭顺乐服国主派来之官……倘嗣后有应示事，即有派来官宪，随时晓谕，责成乡里长老，转辖小民，使其从顺。毋违。特示。”[③c]“有文据在案”即签订过条约的意思，但实际上当时并未签署过任何条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