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泽民同志在全国第六次文代会和第五次作代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各级党委要把加强和改善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工作抓紧抓好。”又说：“文艺部门的领导干部，首先要向文艺家们学习，努力成为行家里手，用符合文艺规律的办法来领导文艺。”中国共产党素有重视文艺工作的传统，但重视绝不是简单地实施行政干预，而是遵循文艺规律进行领导。如何按江泽民同志所指出的那样，做到既加强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又在具体工作中不断改善某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有许多问题值得研究。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应是对老一辈革命家领导文艺工作的理论和实践经验进行科学的总结。而周恩来同志可以说是这方面最集中、最突出的体现者和最优秀的代表。 周恩来同志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中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而且还善于把党的文艺方针政策和文艺的特殊规律高度融合为一体，对文艺工作进行了成绩卓著的领导。 周恩来同志早在学生时代就显示了超群的组织和领导才能。他善于通过自己的文艺天赋和深厚素养、利用文艺形式从事各种社会活动，进行反专制、反压迫、争民主的斗争。在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之后，无论在民主革命时期，还是在共和国成立后的建设时期，他一方面从事繁忙的政治、军事、经济、外交工作，另方面热情主动地关心文艺工作，对文艺工作倾注了大量的精力和心血。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从廿世纪三十年代到十年文化大革命时期，周恩来同志始终是广大文艺工作者的良师益友。他在我国几代文艺工作者心中是一座永放光芒的灯塔，也是深受广大文艺工作者爱戴的文艺工作领导的楷模。 由于周恩来同志作为党中央的主要领导人之一领导文艺工作历时近半个世纪，他的影响和业绩渗透在中国现代文艺史的方方面面，所以研究周恩来领导文艺工作的理论和实践，既可丰富中国现代文艺史的内容，又可直接受益于现在。 一、亲切平易，以朋友的身份和文艺界同仁相处 从三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半个世纪中，周恩来在几代文艺工作者的心中既是一代伟人，又是完全可以信赖的师长和朋友。尽管周恩来在党内和社会生活中有很高的地位和威望，但文艺界人士与他相处时从来没有面对一个高高在上、高不可攀的大人物的感觉，而是有一种与朋友相处、与长者相处和与家人相处的亲切感、亲近感和亲情感。在与周恩来交往的文艺工作者中，既有郭沫若、冰心、曹禺、老舍、梅兰芳、程砚秋这样的大作家、大艺术家，又有在广大观众中享有很高威信的白杨、张瑞芳、秦怡、赵丹等表演艺术家。此外，还有一大批正在成长中的中青年艺术家。虽然这些一代又一代的文艺工作者在艺术的造诣上、在艺术追求和艺术个性上各不相同，但都从与周恩来的接触中深切地感受到共产党给予的温暖和指引。中国文艺界的世纪老人冰心说：“我所见过的和周恩来总理有过接触的人（不单是文艺界）无不感到总理对他和她，都是特别地关心和爱护。这并不奇怪，因为总理是中国亘古以来付予的‘爱’最多而且接受的‘爱’也最多的一位人物。”[①] 这里举几件周恩来和文艺工作者打成一片融洽无间的小故事。第一件：1957年春，一次电影工作者会议之后，周恩来请了参加会议的女演员到家中作客。演员于蓝无意间告诉邓颖超，说她会后要到杭州疗养。不久，周总理陪同苏联伏罗希罗夫到杭州参观。一天下午，周总理利用休息时间，在秘书的陪同下，步行到孤山看望于蓝。第二件：1961年在北京新侨饭店举行了电影故事片创作座谈会，周恩来总理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一天，与会者游香山，有演员建议合影留念。当时周总理也在场，他说“我也参加一个！”于是大家把他拥到前排中心的位置上，他却说：“今天你们是主角，我只是你们中间的一个！”周恩来的这句话，温暖了在场所有电影工作者的心。的确，我们看到，现在留下来的这张照片，周恩来站在整个画面的第三排的左侧。画面上的周恩来完全融合在群众之中，看不出有什么特别之处。第三件：据陈荒煤同志回忆，1959年4月23日，周恩来总理因痔疮复发在医院卧床休息一天，他利用这个时间约赵丹、郑君里、陈荒煤等就电影问题进行交谈。见面后，郑君里高兴地说：“我们早就想听总理的指示了。”此时，周恩来微笑着而又严肃地看了大家一眼，指着赵丹等说：“我们都是老朋友了，你们是我在重庆时就认识了——荒煤倒是我回延安去之后才认识的——如果你们把我看成领导，要我作什么指示，我就不讲了，要是把我当做一个朋友，我倒愿意讲点心里话。”陈荒煤在回忆到这里时说，郑君里、赵丹听了上面的话后，“简直像两个大孩子似的，有些顽皮的笑容，不禁使总理和我们大家都欢乐地笑了起来。但我也的确感到这是一种真挚友情的流露，甚至可以说是君里、赵丹对这种友情的得意的享受和陶醉。” 当我们翻阅回忆周恩来的各种文章的时候，我们深深感受到，许许多多和周恩来有直接接触的文艺工作者都切身地体验到，作为一代伟人，他时刻怀有一种真挚的普通人的心态。关于这一点，老舍夫人、画家胡絜青在《巨人的风格》中有一段精彩的记叙：“周总理虽身为国家领导人，但他总要想方设法把自己置身于这个身份之‘外’，找机会生活在朋友之中，按普通人的生活方式去交际。”“不管在国内，还是在国外，历史上流传过许多大政治家和作家、艺术家交朋友的动人故事，而这种亲密关系对当时文艺的繁荣又都有过重要的影响。可以说，在文化特别发达的时期和地方，这是一种光荣的传统。我觉着，周总理无疑是这光荣传统的最优秀的继承人。作为一个现代人，周总理的现代意识非常发达，他把平等相待看得很重。他力图把这两个重要性——密切交往和平等相待——融合在一起，塑造一种最理想的新型关系。他的确做到了这一点。他热爱文艺事业，自己有很深的文艺修养，多才多艺，他非常关注文艺事业，把许多时间花在文艺事业上。……他和文艺工作者之间不光有工作关系，还有工作关系之外的亲密的平等的个人之间的朋友关系。文艺界一致认为：这种关系的建立对文艺事业的发展好处极大，有着意想不到的重大作用。”[②]“我只是你们中间的一个”，“把我当做一个朋友”，前者体现了周恩来虽在高位，但从不把自己放在可以特殊、可以高于普通群众的“官”位上，这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本色的体现；后者体现了周恩来内心的希望和要求。由于长期形成的等级观念，“官”和普通群众的界限分明，甚至有一种不可逾越的鸿沟。周恩来力倡一种新的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与广大文艺工作者交朋友，并在广交朋友中做深入细致的工作，贯彻党的文艺方针政策、指导文艺工作向着健康的方向发展。这一切在周恩来身上体现得何等自然，何等亲切，又何等有成效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