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是中国的领土，中国不承认英国侵略者强加的三个不平等条约（即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1860年《北京条约》和1898年《展拓香港界址专条》），主张在适当时机通过谈判解决这一问题，未解决前暂时维护现状。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到80年代初中英关于香港问题谈判之前，中国政府处理香港问题的原则立场和基本方针。其核心就是在反对三个不平等条约，坚持对香港地区拥有全部主权的前提之下，“暂时不动香港”，以便争取政治上、外交上的战略主动，并充分发挥香港的“窗口”和“桥梁”作用，为国内建设服务。因此“暂时不动香港”的战略决策，通常又被概括为“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八字方针。本文拟对这一方针的产生、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作初步考察，并作出适当评价。 一 关于香港前途问题，周恩来曾指出，“我们在全国解放之前已决定不去解放香港”。对于这一战略决策，尽管到目前为止，研究者尚未发现中共中央的正式声明，但根据相关材料，我们仍可以看到这一决策由模糊到清晰的大致过程。早在1948年12月，中共中央驻香港发言人乔冠华在接受路透社记者的采访谈到中英关系和香港问题时说，“英国政府在中国内战中的中立政策和对在香港的中共党员的善意倾向，很受中央赞赏。英国当局不允许香港被用着反对中国政府的声明，是值得欢迎的，希望这一政策在共产党和其他自由主义者上台组织成立政府之后，能继续保持下去”。[①]这段话显然是以英国继续统治香港为前提的，明确地暗示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革命胜利之际将不会收回香港的意图。1949年1月19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修改的《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其中虽然没有直接谈到香港问题，但实际上为处理香港问题提供了原则立场和指导方针，指出：“在原则上，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必须取消，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必须实现，这种立场是坚定不移的。但是，在执行的步骤上，则应按问题的性质及情况，分别处理。凡问题对于中国人民有利而又可能解决者，应提出解决，其尚不可能解决者，则应暂缓解决。凡问题对于中国人民无害或无大害者，即使易于解决，也不必忙于去解决。凡问题尚未研究清楚或解决的时机尚未成熟者，更不可急于去解决。总之，在外交工作方面，我们对原则性与灵活性应掌握得很恰当，方能站稳立场，灵活机动”。[②]香港问题作为不平等条约的产物，当然也是帝国主义在华“特权”之一，必须取消。但香港问题属于哪一类问题呢？显然是属于“解决的时机尚未成熟者”，因此“更不可急于去解决”。到1949年2月初，毛泽东在接见斯大林代表米高扬，向他阐释新中国的内外政策时，明确了中共对香港问题的态度，指出：“目前，还有一半的领土尚未解放。……在这种情况下，急于解决香港、澳门问题，也就没有多大意义了。相反，恐怕利用这两地的原来地位，特别是香港，对我们发展海外关系，进出口贸易更为有利些。总之，要看形势的发展再作最后决定。”[③]至此，中共中央关于“暂时不动香港”的战略意图已清晰可辨。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通过各种渠道向外界传递“暂时不动香港”的意图。1949年春夏之际，香港两家进步报纸《文汇报》和《大公报》发表社论，阐释对香港前途的看法。2月9日，《文汇报》在《新中国与香港》的社评中指出：“从英国政府和香港当局的现实态度看，他们似乎对香港的安全问题更表关切，本月2日和3日，英国国防大臣亚历山大，殖民地部大臣琼斯，海军大臣贺尔，都有关于如何防卫香港的明确表示。仿佛他们远处伦敦者所闻到的中国火药味，还比我们置身香港者更为敏感。但我们终不能了解此种‘敏感’的现实价值到底有多大？中国正在进行轰轰烈烈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一革命迄目前为止，从没有一言一动牵涉到香港，或在理论上将‘香港’如四大家族一样，列为清算对象，可见假想中的安全问题决不至来自中国人民的胜利。中国人民对国内反动政权，不得已而用战争解决，至于对外关系，除积极支持国民党反动政权且始终不放手者而外，决不至无端与其引起严重的纠纷。即使有应修改调整之处，也会先就外交途径求其解决。”2月17日，《大公报》发表《乐观香港前途》的社评，针对英国朝野对香港前途的担忧，指出，“事实上，香港的地位并无什么危险，它的前途不如一些人所想象那么悲观。第一，中英关系一向不错。中英间显然还有些悬案如九龙城问题等未解决，只要彼此谅解，以友好态度处理，并不足以阻碍双方的邦交。英国对于中国旧政权并没有像美国那样有所企图，予以支持，在中国人民的脑子里没有大不快的印象。第二，中国新政权并无盲目排外的征象。凡以平等友善与中国相交的国家，只有受到欢迎。无论什么国家总不会关大门不与外国往还的。”“英国人只要懂得与全中国的人民做朋友，放大眼光与新中国交好，那就绝对乐观”。5月6日，《文汇报》在题为《论中英关系与香港的前途》社论中说：“香港正遇着最有利形势。新中国开始建设以后，贸易将空前高涨。香港如果在空前的好运之前惶惑起来，不积极对新中国采取友好措施，这将是历史的不智”，“这需要英国和香港当局的努力，一方面站在平等的立场来重建外交关系，一方面认清在远东美英利益的分歧，摆脱美蒋挑拨离间，如果英国政治家不善于把握时机，机会将稍纵即逝”。在这期间，《文汇报》还先后发表《香港需要与解放区通商》（2月9日），《香港用不着警悟》（5月21日），《何东爵士在英谈话：香港地区安全》（5月31日）等社论和特别报道。6月23日，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发表关于6月13日香港当局无理搜查著名中国共产党人方方住宅的报道中说：“香港的中国共产党人和其他在香港的中国民主人士一样，从来没打算在香港制造什么‘暴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