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胡乔木同志的一个学生，认识他比较晚，接触的时间也不很多，本不敢应承写这个回忆；但又想，有几段时间在他领导下做过一些工作，乔木那种深邃的理论功夫和一刻不停息地思考着的习惯，对我深有启发，以至在他逝世后的几年里，每当想起同他接触较多日子里的感受，想到他轻声细语中闪烁的哲理，读到他领导起草的文件、他写的文章以及别人对他的回忆，都不断地、反复地引起我不尽的遐想和深深的思考。他那种全心全意地、自觉地做党的驯服工具的形象，他那种溶革命精神与知识分子特点于一身的气质，他杰出的才华——以及这种才华在推进革命中所发挥出的巨大能量和凝结成的光辉篇章，还有它在某种特定时期、特定工作中又被白白地作了无谓、无聊的，令人惋惜的牺牲，总之，他的充满智慧、贡献又掺着时代赋予的某种悲剧色彩的一生，常常萦绕在我的胸际，不仅成为回忆、纪念的内容，而且成为思考、研究的对象。考虑再三，还是写下这些回忆和思考，为了怀念乔木同志，也为了提炼自己的思想和净化自己的灵魂。 我对乔木同志是久闻大名的，一直把他看作一位大理论家和党的高级领导人。初见乔木，则在十年“文革”灾难之后的1978年春夏之交，我在国务院财贸小组工作的时候。那时正准备开全国财贸学大庆学大寨会议，要起草会议文件，主要是华国锋、李先念等同志在大会的讲话。邓力群同志主持这项起草工作，中间请乔木来作指导。这个时候，乔木虽已恢复了国务院研究室负责人的工作并新任社会科学院院长，但还没有完全从两年前“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的失落中恢复过来。这次对他来说是逐步恢复参与中央工作和领导起草有关文件的开始。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一位笑咪咪的、轻声细语的瘦老头。虽然处境困难，仍不失思想的敏锐和卓越。没有什么大领导、大学者出场的那种程式和客套，一坐下来，边看已写出的初稿，边听情况介绍，很快就开始构思和动笔修改，中间不时要我们提供一些说明某个问题的数据或事例。起草这样的讲话，对他来说是驾轻就熟的。考虑到财贸部门干部职工的水平，他用人体的循环系统来通俗地说明内外贸易和财政金融对整个国民经济的重要性，批评了重生产、轻流通的观点；针对当时情况，逐步加强了对客观经济规律的论述，特别是提出了重视商品经济、遵循价值规律的问题。在一次与姚依林、张劲夫、邓力群、于光远等人一起商量起草华国锋讲话的内容时，大家着重议论了一些年来不懂经济管理，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不讲经济规律，不讲经济效益等问题。乔木断然地说，价值规律这个问题的提出和解决，我看时机是成熟了。这样，在三中全会还未开，华国锋主持工作，仍然着重从政治上讲揭批“四人帮”和学大庆、学大寨的气氛下，把从流通和分配开始搞好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转，掌握和运用经济规律、特别是价值规律的问题，突出地提了出来。乔木在那样的处境下很自然地发挥了他的作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情况起了大变化。乔木又重新回到中央领导层，在小平、陈云等同志领导下参与决策过程和负责起草重要文件。其中最重要的，一是1979年起草叶剑英同志在建国三十周年庆祝大会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二是1979年底至1981年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三是1982年起草党的十二大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和修改党章。第一个是全面拨乱反正的序幕，第二个是清算过去，展望未来，分清是非功过，统一全党思想的巨大工程。第三个则是在此基础上对新时期现代化建设的规划。这几个文件，都是在党中央的集体领导下，经过上上下下反复讨论，有的是几千人的讨论，才完成的。文件的核心思想是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初步提出和逐步丰富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许多观点、方针和政策，而它的具体起草工作，都是乔木主持的。小平提出设计，被誉为“党内第一支笔”的乔木则逐步把它系统化和具体化，两者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这时乔木已近古稀之年，仍夜以继日，殚精竭虑，充分发挥了他的理论、政治乃至文字辞章方面的才华，为党和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我有幸在他所主持的这几项工程中参加一些具体工作，亲聆他的教诲，并能就近观察和学习他的工作精神和思维方法，领略他的种种议论和种种考虑，具是获益匪浅。 乔木地位变了，与我们在一起仍然是那个样子，无论什么问题，都是款款道来，娓娓而谈。一次，大约在国庆《讲话》已过，开始组织《决议》的起草班子的时候，人数还不多，他忽然一一询问大家，多大岁数了？记得在场的几个人中我算是最年轻的，但已四十六七了。在乔木，可能是想发现一些年轻一点的人；而我自己，一则为“文革”期间耽误十年光阴而可惜，二则更为不能分担一些老一辈的工作而惭愧，决心只有向他们努力学习。在乔木领导下四年多的工作中，每个文件都经过反复讨论、研究和修改，都经过七稿、八稿以至十几、几十稿，不知听了他多少次讲话、谈话，还有不少交谈。这中间，乔木给我的第一个突出的印象，是他那种天马行空、异常活跃的思想。乔木学贯中西，孜孜不倦地阅读、汲取中外思想理论方面的新情况、新观点、新理论，尤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和现状，有着渊博的知识和深刻的理解。对中国党的历史就更不用说了。依靠这种知识，特别在内部敞开思想研究问题时，常常提出一些使我们意想不到的问题。比如曾经讨论到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是基于一种空想，即使失败了，国外一些左派至今仍怀念这些追求平等的空想。这时他谈到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里所提的“资产阶级法权”，认为那是马克思没有经过充分论证、顺便提到的，这给后来的误解、曲解等等留下很大的遗患；列宁在《国家与革命》里也有类似的观点，如“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今天我们无论如何再不能教条地对待了。又如谈到“文革”中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和毛的独断专行时，他认为，自从马克思主义成为主义、成为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就有被教条化的危险；尽管马克思、列宁很注意民主，共产主义运动、特别是第三国际仍有很大的消极面，对领袖和群众关系、民主和集中关系等问题，列宁、斯大林直至毛泽东，无论理论上、制度上都没有很好解决。这类议论还很多，常常令人感到惊讶，但又极具启发性，一下子使你思想敞开，启发你对任何人都不搞“凡是”，都要真正从历史和现实的事实去想清道理。这使我回忆到，在乔木的带动下，起草组内部讨论、议论问题充满了自由思考的气氛。为了弄清真理，什么问题都可以提出，什么意见都可谈。思想十分敞开，心情十分舒畅。当时曾有人指责乔木思想解放过了头，讲话多变，不慎重。实际上，他那样做是有条件的，就是内外有别。内部纯粹是为了研讨，今天说的不全面，明天可以推翻重说；并且一开始就宣布纪律，不能把讨论中的看法拿到外面去张扬。有的同志把内部的议论、起草中的半成品当作自己的见解拿到外面去演讲，曾受到他的严厉批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