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经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和宋庆龄的安排，7月13日，美国在华记者埃德加·斯诺和美籍医生乔治·海德姆冲破国民党的封锁，抵达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陕北保安（今志丹）县城。 斯诺是第一个进入“红色中国”采访的西方记者，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领导人毛泽东极为重视，他从7月15日到10月上旬，亲自与斯诺就六组问题即：苏维埃政府的外交政策，反对日本帝国主义问题、对内政策、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及苏联的关系、联合战线问题、个人历史进行了系列谈话。1936年毛泽东与斯诺的谈话在中共党史和毛泽东思想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毛泽东第一次表述了利用外资的对外开放思想 7月15日，毛泽东回答斯诺关于苏维埃政府对外政策的提问，集中阐明了中国共产党人在对待外资问题上的基本态度。他明确表示：“苏维埃政府欢迎外国资本的投资。”（《毛泽东自述》12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以下凡引此书只注明页码）在中国赢得独立之后，“外国人在中国的合法贸易利益将会有比过去更多的机会”，“中国准备进行规模比现在更大的合作”。因为那时中国有了独立的经济、文化和政治组织，“这样的中国将永远是世界上一支伟大的有益的力量，将是正义事业和世界文化发展的同盟军。”（135页）当然，“外国投资应就只能被用来发展中国经济生活中的基本生产能力，特别是在全国范围内建设基础工业和引进科学的农业方法和农业组织”，对那些影响中国独立政治权利的外国投资，“一概不予承认。”（130页）这是毛泽东对外开放思想的最初表述。它将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时对外宣言中“在苏维埃区域内，这些国家（世界各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在不违反苏维埃一切法令条件之下，可以有经营工商业的自由”（《中国现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下卷，第1分册，234页）的内容具体化。在这里，毛泽东虽然没有提出对外开放的概念，但已比较清楚地表达了这一思想的要点：一方面欢迎外国资本的投资和积极与外国人进行贸易合作，另一方面坚决反对影响中国独立政治权利的外国投资。这成为日后中国共产党人开展对外经济交往活动的基本立场。 毛泽东对资本主义国家采取了区别对待的做法。他说，列强中有的表示不愿参加一场新的世界大战，有的不愿看到日本占领中国，像美国、英国、法国、荷兰和比利时等，他把这些反战国家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社会主义国家一起列为“友好国家”。中国共产党将力主根据各个国家战时的表现来制订外交政策：“那些曾在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战争中给予援助或未曾反华的国家可以享有同中国亲密友好和互利的关系”，“在我们赢得独立之后，中国将同友好国家商订互助、互利和互相同意的条约；”而“积极协助过日本的那些国家当然不会得到同样的待遇”。（128页）这就把握住了主要矛盾，最大程度地孤立了敌人，团结了盟友，利于争取外援和促成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这种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外交取向曾使毛泽东在1945年1月一度产生过访美的打算。由于美国特使赫尔利的阻挠和战后美国政府实行扶蒋反共政策，新中国不得不“另起炉灶”，确定向社会主义国家“一边倒”的外交方针。 毛泽东首次对中国抗日战争的发展过程作了科学预见 在系列谈话中，毛泽东着重论述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问题。他说，由于日本是一个充分武装的强国，而且还会有他的盟国——例如德国与意大利，所以，中国要战胜日本帝国主义，需要有三个条件：第一是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二是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三是日本国内人民和日本殖民地人民的革命运动的兴起。在这三个条件中，中国人民的大联合是主要的，至于战争会延长多久，这要看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实力和中日两国其它许多决定的因素如何而定。“如果中国抗日统一战线有力地发展起来，横的方面和纵的方面都有效地组织起来，如果认清日本帝国主义威胁他们自己利益的各国政府和各国人民能给中国以必要的援助，如果日本的革命起来得快，则这次战争将迅速结束，中国将迅速胜利。如果这些条件不能很快实现，战争就要延长。……要经过一个很痛苦的时期。”（111页）显然，由于国内国际状况的复杂性，这些条件的发展成熟都要有一个过程。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中国的抗战会“经过一个很痛苦的时期”。这样，毛泽东将1935年12月他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报告中提出来的“中国革命战争还是持久战”的思想作了进一步的阐释；同时，表明了中日战争将出现一个相持阶段的观点。 “日本必败，中国必胜”，这是毛泽东对抗日战争结果的预言。它建立在这样的论据基础上：这场战争是在中国打的，中国是一个庞大的国家，就是日本能占领中国一万万至二万万人口的区域，我们仍然有很大的力量同日本作战，而日本在整个战争中须得时时在其后方作防御战。中国经济的不统一、不平衡对于抗日战争反而有利。日本就是把中国沿海封锁，中国的西北、西南和西部，它是无法封锁的。“这样，日本在中国抗战的长期消耗下，它的经济行将崩溃；在无数战争的消磨中，它的士气行将颓靡。中国方面，则抗战的潜力一天一天地奔腾高涨，大批的革命民众不断地倾注到前线去，为自由而战争。所有这些因素和其它的因素配合起来，就使我们能够对日本占领地的保垒和根据地，作最后的致命的攻击，驱逐日本侵略军出中国。”（117页）这些论述初步分析了中日双方互相矛盾着的敌小我大、敌退步我进步的基本特点，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对日本的侵略展开“决定性的，最后的抗战”，“不允许日本保留中国的寸土”的决心和信心。 毛泽东还提出了将要爆发的抗日战争的战略方针。他说：“转换全局的战略方针，必须是运动战。”（116页）战争前期，我们要避免一切大的决战，要先用运动战逐渐地破坏敌人军队的精神和战斗力；除了调动有训练的军队进行运动战之外，还要在农民中组织很多的游击队，使日本军队一天忙碌二十四小时，疲于奔命；在战争的过程中，中国军队的装备逐渐加强起来，因此，中国能够在战争的后期从事阵地战，对日本的占领地进行阵地的攻击。毛泽东关于抗日战略战术原则的设计闪耀着精辟的军事辩证法思想，也是对人民战争经验的总结和运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