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诞生后，分别从欧洲、俄罗斯、日本传入中国，其中日本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前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重要渠道，而中国留日学生发挥了关键作用，这已为中外学界的研究所证实。①那么，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日本作为向中国传入马克思主义的重镇和接受中国留学生的大国，是否存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2000年，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合编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对此并无记载。②原留日学生的回忆文章、访谈中，虽多次提到中共东京特支、中共东京支部，但多为零星片段。③有学者根据这些回忆资料和其他文献，简介了中共东京支部的大致情况。④中共广州市委党史研究室以中共东京支部成员和留日学生的回忆录、访谈、自传等为主要资料，选编了《中共东京支部1935-1938》一书，“对相关人员的革命经历的确认起到了积极的作用”。⑤ 由于日本政府的严密监控和镇压，中共东京支部为“隐蔽精干”，被迫长期潜伏，秘密活动，因而遗存的相关资料较少，⑥甚至一些党员回国后也避而不谈，直到“文革”前后的“自述”和改革开放后的回忆文章、访谈中略有提及。⑦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共在国际共运洪流和海外活动中建立的旅莫支部、旅欧支部、南洋支部等，存续仅仅三五年，但均受到关注。⑧反倒是几乎与近代中共党史相始终的东京支部，无论学界还是社会上至今对其仍是“雾里看花”，难窥芳踪。基于此，本文通过对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防卫省防卫研究所的档案和日本特高警察、外事警察相关文献的考察与辨析，结合中共东京支部成员回国后的回忆文章、访谈等，勾勒出中共东京支部的组织演变、主要活动及其与日本共产党之间的关系，管窥其孤悬海外、身在异国他乡为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和国际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革命历程，探寻其顽强存在、革命斗争和开展党际合作的历史特点与规律。 一、组织演变 日本明治维新开始后，随着资本主义发展和对外侵略扩张，国内阶级矛盾尖锐，社会主义运动兴起，这为中国留日学生接触、学习马克思主义提供了适宜环境。19世纪70年代，马克思主义传入日本，并与日本工人运动结合起来。樽井藤吉联络数百名同志，在1881年成立东洋社会党，成为“日本社会主义运动的先驱”。⑨此后，日本工人成立各类劳工组织，举行罢工和反对战争。片山潜、幸德秋水等人，于1898年成立“社会主义研究会”，宣传和研究社会主义思想，引导日本的劳工运动。⑩他们的活动虽遭日本政府猜忌和镇压，却引起探寻救国救民道路的中国留日学生的关注。留日学生创办的《译书汇编》、《天义报》等，在20世纪初便刊载过一些马克思主义译文，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在留日学生中具有一定影响。李大钊、周恩来、陈望道、施存统、周佛海等，留日期间或与日本社会主义者交往，或学习、翻译马克思主义著作，(11)为旅日共产主义小组的成立准备了思想和组织条件。 1921年4月，施存统、周佛海在日本成立旅日共产主义小组。施存统在1920年6月赴日留学前，就参与陈独秀、李汉俊等人成立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活动。(12)1917年留学日本的周佛海，在1920年暑假回国期间受陈独秀约见，参与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活动，(13)但他与此时已经赴日的施存统并无交集。施存统在东京一方面学习和翻译马克思主义论著，向国内介绍日本的社会主义思潮；另一方面与陈独秀、李达等保持书信联系，探讨建党问题。返回日本鹿儿岛第七高等学校学习的周佛海，也与陈独秀等人保持联系。1921年4月19日，周佛海致信施存统，表示陈独秀命他们二人作为驻日代表，但自己明年将离开鹿儿岛，希望到京都求学，这两地均不如施存统在东京与日本人联系方便，建议他担任小组驻日代表。(14)于是，施存统根据陈独秀指令，成为小组的实际负责人。(15) 施存统因频繁联系中日两国的社会主义者，受到日本警察监视。东京警视厅事先侦知中共“一大”召开的消息和地点，可能“是从施存统身边泄露出去的”。(16)即使如此，施存统在“一大”后仍发展了彭湃、杨嗣震、林孔昭等10余名留日学生，召开过两三次小组会议，(17)共同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不久，日本警察侦知施存统参与共产国际资助日本社会主义者的活动，于1921年12月将其逮捕并驱逐出境。(18)这使旅日共产主义小组遭到较大损失。1924年5月，周佛海受时任广东国民政府宣传部部长戴季陶之邀，从日本返回广州，出任宣传部秘书。有学者认为：施存统与周佛海建立的旅日共产主义小组，是“最早的中共东京支部”。(19)他们回国后，这个小组发展为直属于中央领导的中共东京支部。(20) 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确立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决定国共两党按照“党内合作”方式建立革命统一战线，这也包括两党的旅日组织。3月，中共党员谭平山出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选派国民党左派人士郭汉鸣赴日改组国民党驻日总支部。郭汉鸣在中共东京支部帮助下改组了国民党驻日总支部，但总支部内的左右两派围绕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国共合作和领导权斗争激烈，导致1925年冬分裂为占据神田区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的左派总支部和在西巢鸭区活动的右派总支部。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后，国民党右派总支部竟派人打伤中共东京支部书记王树声，“抢走支部会议记录，交给日本警视厅”。日本政府遂以在“帝都宣传赤化”为名，逮捕并驱逐王树声、濮德治、谢嗣育三人。(21)1927年，中共东京支部仅余党员10名左右。(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