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曾指出，历史事实“无一不各有其个别之特性”，“不惟数量上复杂不可偻指，且性质上亦幻变不可方物”，尤其是“合无量数互相矛盾的个性，互相分歧或反对的愿望与努力，而在若有意若无意之间，乃各率其职以共赴一鹄，以组成此极广大极复杂极致密之‘史网’”①。“五四”时期的思想界正是类似的“史网”，“由很多变动的心灵社群所构成”，其内容丰富、复杂乃至观点歧异，“不仅有许多不断变动又经常彼此冲突的五四方案，而且每一方案也有不同的版本”②。诸多方案“各有其个别之特性”，又“各率其职以共赴一鹄”，乃成新文化运动。可以说，五四新文化运动本身便是在诸多宗旨复杂甚至相反的方案相互声援、修正与竞争的互动过程中形成的。故若欲推进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认识，除了整体思考之外，同时也需要尽可能具体、深入地理解不同的方案及其竞合。 其中，张东荪就曾提出过一个相对独特而有统系的新文化运动方案，既不同于胡适、陈独秀等《新青年》派的主张，复异于戴季陶、李汉俊等革命党人的趋向。张东荪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重要人物，影响甚大，被“人们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前导”③。不过，相较于张东荪在“五四”时期的重要程度，以往研究并未给予足够重视④。张东荪的新文化方案是如何形成的？文化运动在其言论事业中的位置如何？他追寻一种什么样的新文化？如何实现其设想的新文化？与同时期其他人的新文化方案有何异同？这些均尚存待发之覆。 一、转向新文化运动 1918年，梁启超一派面对民初从政的失意，遂有从事思想文化事业的计划。张东荪是其中一员，其进入“思想界”，既是自身对政局失望后思想转变的结果，也是梁启超诸人群体转向的组成部分⑤。 梁启超、张君劢、蒋百里随后欧游，张东荪成了该派在上海名副其实的“代言人”⑥。与梁启超等人相似，他将此前的政治努力视为“谬误的心理”，这种心理“以为国家的革新是可以抄近路走捷径的，这种捷径就是利用现成的势力，最初是想利用满洲皇室来立宪，其次是委托袁世凯来办民国，其次是想倚靠这一系军阀或那班武人来收拾政权，走了二十年的捷径只养成了今日的政治现状”⑦。考虑到张东荪及其主编的《时事新报》与之前进步党、“研究系”的关系，这几乎可视为自我批评与反思。同时，他曾在“五四”后就“中国最需要的是甚么”自问自答，认为政治改良、军队裁废和财政整理都不能依靠“运用政权”一途。他称此为“政治梦”“国会梦”，总之，“政治上是不能解决的了”。于是他将改造社会的方法“归根到文化运动”，认为“文化运动就是改造人生观，把中国人的精神根本上换过”⑧。他甚至奉劝仍在关注南北问题的国人“回头是岸”，说：“南北问题与解放改造问题，性质根本不同，一个是一条长路，只要有耐性去走，终有走到尽头的日子；一个是‘此路不通’。”⑨在行文中，“我们”与“你们”的分野显见，其本质仍是劝时人从政治转向文化运动。 不过，他在学生运动后号召文化运动，又有新的现实考虑。当时张东荪反对学生“只罢课而止”，认为罢课过于消极，应当有更积极的行动，至于积极的办法，“不外演讲”⑩。如果考虑到“演讲”在张东荪文化运动中的位置——如他说“演讲和补助教育，都是从精神方面知识方面去改造现社会的”(11)，则可看出他当时如此号召，还有引导罢课、游行、请愿等学生街头运动转向文化运动的考虑。与之相似，当时罗家伦致信张东荪也说：“我现在买了许多新书，下半年安心读书，积极做我们的文化运动罢！”仅仅“安心读书”，当然称不上“积极做”文化运动，他所针对的更多也是“从‘五四’以来，前后二十夜没睡，也苦够了。‘民亦劳止，汽(汔)可小休’”(12)。罗家伦之所以向张东荪表露心迹，并自称“我们”，当属意气相投。并且，他同样认为文化运动比“二十夜没睡”的街头运动更为积极。这表明文化运动有调整学生街头运动后续发展的一面。 劝人从政治转向“思想界”与引导学生从街头运动转向文化运动，表面相似，其实已有根本的区别。作为“总解决”的预备，张东荪“五四”后的文化运动具有更明确的政治革命前驱意味。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设想不仅与胡适的思想不同，与张东荪自己此前的主张也有不小的偏离，相比梁启超等人的计划，更是大相径庭。按照梁启超后来的说法，新文化运动之所以兴起，是因为时人看到“革命成功将近十年，所希望的件件都落空，渐渐有点废然思返，觉得社会文化是整套的，要拿旧心理运用新制度，决计不可能，渐渐要求全人格的觉悟”(13)。其出发点是通过文化努力使“旧心理”变为新心理以“运用新制度”。事实上，“五四”之前陈独秀也有类似主张，所谓“欲建设西洋式之新国家，组织西洋式之新社会”则“不可不首先输入西洋式社会国家之基础，所谓平等人权之新信仰”，“如今要巩固共和，非先将国民脑子里所有反对共和的旧思想，一一洗刷干净不可”，同样是希望改变心理(信仰)来适应制度(14)。 张东荪起初亦是如此，他主张“创育新青年”，并希望“创造一个青年结合，代表文化，改造社会，监督政治”(15)，以此让宪政回归正轨。从更具体的方法而言，他们甚至只是“专从文化方面，另造一种新势力，改党造党”，之后仍然回到轨道内的“国会运动”(16)。这些主张实际是在回应民初尝试共和的挫败，试图“先使共和能像个共和”(17)。而从1919年开始，因张东荪远离梁启超等人，其思想言行具有相当的独立性，尤其是“五四”学生运动发生之后，在观察、参与、指导运动的过程中，他的思想逐渐趋向激进，形成一套以阶级竞争推翻中国现状的“总解决”即根本改造方案，从改良走向革命。从原本的改变旧心理以适应制度，变为连制度一并推翻、改造(18)。这也直接关涉到文化运动目的的变化。前一个文化运动指向的是“改党造党”，后一个文化运动指向的是推翻现状的“总解决”，已远远偏离了梁启超等人的既定设想。一改良，一革命，两者不可同日而语。不过，张东荪所主张的“革命”多是从根本上淘汰、“更新”的意思，“不是说什么骚动与流血”，“并没有扰乱秩序、破坏公安的意思在内”，不必是暴力的(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