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论者言，自1850年到1949年，“从史实看，在这个‘屈辱的世纪’里，种种转机预示了中国在我们这个时代的崛起。中国政府不断在军事、经济、政治和科技领域推进改革以寻求富强，与其他国家比肩”。之所以如此，原因之一便是“过去一个半世纪里，中国政治家们所秉持的意识形态虽然各不相同，但他们都在追寻富强，以求重获甚至提升和扩大其国家主权”。①可以说，近代中国的首要任务就在于动员广大的社会力量，抵抗帝国主义对中国领土与主权的侵蚀，摆脱日益加剧的危机，走向独立自主。许多现代性因素在中国的展开，都与这一时代主题息息相关。 就此而言，作为对现代中国影响深远的事件，五四运动的思想言说中固然具有一面宣扬民族主义、一面憧憬世界主义的“两歧性”。②但正如论者所言，对于五四一代知识分子，“民族主义仍是理解他们言行的重要概念工具”，即便曾设想世界主义的未来图景，他们的“民族主义情感，或应说是潜藏而不是丧失”。③而民族主义在现实层面的最主要表现，便是对国家形态与内外秩序的不断探讨。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关于社会、世界主义、思想文化、个人等问题的讨论，可以说源于对中国所面临的危机之反思。同样，对于新社会形态之憧憬、新个人面貌之展望，归根结底，与希望由此而产生新的国家组织形式、合理的制度安排息息相关。因此，思考五四新文化运动，不能忽视当时参与者对国家问题的强烈关注，即怎样才能构建一个好的国家，而非用一种反国家、去政治的视角来看待这些问题，忽视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各类议题的内在联系。 基于这种问题意识，本文结合思想语境与相关史事，讨论陈独秀(1879-1942)关于国家问题的论述与思考。陈氏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地位已毋庸多言。他的许多言论，不但风行一时、影响深远，还极具时代典型意义。深入分析其思想，或可抓住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一些关键问题。 悲于歧路：对民初政治的消极感观 辛亥革命爆发后，陈独秀来到安庆，出任故乡安徽的都督府顾问。他向都督府提出政治改革意见，主张清除政府机构中的旧官僚，革除不利于革命事业的弊政。然而关于辛亥革命后的一般政治情形，正如汪荣祖所论，当革命爆发之际，“革命党未能指导群众运动，更勿论动员人民”。而革命之后，随着中央政权的瓦解，士绅在地方上的独立性更为突出，以至“民国的各级地方政府几全赖士绅的经济支持，根本不能冒犯包括‘劣绅，在内的士绅阶级”④。因此，陈独秀的政治改革计划自然难以实现。1913年，陈独秀积极响应讨袁，失败后流落上海，通过在亚东图书馆编写出版文字学著作维持生计。总之，民初的陈独秀，经历了一系列政治上的挫败。 与之相应，民国成立以来乱象频仍，和先前所期待的种种美景绝不相同。对新政权的期待与乐观，不旋踵遂变为极度抑郁与苦闷。对陈独秀而言，种种景象难免使他产生强烈的幻灭感。他开始质疑那些自己曾不懈追求的政治理念。他深怀“国家社会过去未来之无限悲伤”，回忆起昔日的革命同志，觉得自己苟活于世，“堕落不堪，愧对亡友”，称自己为“不祥之人”，咒斯世为“不祥之社会”。⑤ 这一时期，陈独秀非但在情绪上低落、消极，甚至开始从学理上否定清末以降风行一时的爱国主义、救亡图存等政治思潮。在发表于《甲寅》的《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中，他指出，中国人所理解的“爱国”，基本等同于“忠君”：“若夫人民，惟为缔造者供其牺牲，无丝毫自由权利与幸福焉，此欧洲各国宪政未兴以前之政体，而吾华自古讫今，未之或改者也。近世欧美人之视国家也，为国人共谋安宁幸福之团体。人民权利，载在宪章，犬马民众，以奉一人，虽有健者，莫敢出此。欧人之视国家，既与邦人大异，则其所谓爱国心者，与华语名同而实不同。”⑥作为与中国状况进行对照的“他者”，陈独秀对“欧洲各国”的想象，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如何分析中国的政治状况。近代西方政治思想给他提供了不少理论资源。陈独秀认为：“土地，人民，主权者，成立国家之形式耳。人民何故必建设国家，其目的在保障权利，共谋幸福，斯为国家成立之精神。”可见，相比清末，他进一步定义了国家的内涵。而以此为标准判断，“吾华未尝有共谋福利之团体，若近世欧美人之所谓国家也”⑦。因为中国政治传统中的“国家”，“凡百施政，皆以谋一姓之兴亡，非计及国民之忧乐”。如此，“若而国家实无立国之必要，更无爱国之可言”，“其爱之也愈殷，其愚也益甚”。总之，在他看来：“爱国心，情之属也。自觉心，智之属也。爱国者何？爱其为保障吾人权利谋益吾人幸福之团体也。自觉者何？觉其国家之目的与情势也。是故不知国家之目的而爱之则罔，不知国家之情势而爱之则殆，罔与殆，其蔽一也。”⑧当时，陈独秀最主要的政治情绪，自然是对袁世凯与北洋集团的作为感到极度愤恨。他痛感辛亥革命后所建立的政权，实为替袁氏掌权张目。这里所说的“国”，一方面固然指此刻存在于世间的那个“政权”，但联系上下文脉络，既然他认为中国历史上从未有“共谋福利之团体”，那不正表明，作为代表历史与文化延续性的“国家”，其自身也不具备合法性吗？照此看来，被纳入“中国”这一缺乏合法性基础的实体中的民众，不论从历史流变还是从现实处境来看，皆不具备陈氏眼中“合法”的政治身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