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现代中国的新起点

作 者:

作者简介:
耿云志,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原文出处:
历史研究

内容提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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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2019 年 09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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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是五四运动一百周年。五四运动作为中国现代史上一次伟大的历史事件,从它发生到今天,一直为人们所关注。因为它的意义实在是太重大了。过去40年来我曾写过不少文章,谈论五四,许多话都说过了。现在把它概括起来,分作四个方面加以叙述。

      一、伟大的爱国运动

      人尽皆知,五四运动是因巴黎和会在国际帝国主义控制下,不顾道义,不顾中国主权,不顾中国人民的要求,蛮横无理地将战败国德国从前侵略、掠夺中国山东的权利转交给日本,由此引发北京学生首先起来抗议示威游行,进一步引发全国各地各阶层人民行动起来,同申义愤。这是一次伟大的群众爱国运动。

      1919年5月4日这一天,以北京大学为首的中等以上学校学生3000余人,汇集天安门前举行示威,然后转往东交民巷,向列强在中国的使馆递交抗议的《陈辞》。随后,又有一部分游行学生转往赵家楼胡同曹汝霖住处,要求对此次外交失败、丧失国家主权负有责任的曹汝霖出见学生。但曹不肯出见,且使警卫严阵以待。被激怒的学生翻墙入院,见到恰在曹宅的章宗祥,此人同样对外交失败负有责任。一部分学生将章宗祥痛打一顿,并放火烧了曹宅。政府当局下令逮捕了32名学生。消息传开,学生、教师和广大市民群众纷纷抗议,并陆续引发全国各地的抗议示威活动。人民要求释放被捕学生,惩办卖国贼,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这就是五四爱国运动。

      爱国运动是近代以来,以建立独立的近代民族国家为目标的群众运动。这种运动从清末以来时有发生。但基本上都是针对具体问题,限于某一地域的斗争,如收回利权、教案,反对列强侵略活动,反对迫害华工等。五四爱国运动是为争取整个国家的主权、争取国际平等地位的斗争。这是在民族觉醒的更高层次上展开的斗争。

      这次爱国运动,不是局限于某一地域,而是遍及全国;不是某一部分阶层的民众,而是遍及各个阶层的广大民众。特别是上海的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工人罢工,史称“三罢”运动。6月5日,上海工人开展声援学生的大规模罢工,带动了全国各地的爱国运动,产生了巨大的威力,让统治当局和列强感到恐惧。

      这次爱国运动,是新文化运动所传播的新思想、新观念在广大青年学生和群众中数年酝酿和发酵的结果。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号召新青年,要做新国民,要“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自觉其居于主人的主动的地位”。五四运动中的青年和由他们带动起来的人民群众,就是多少觉悟到自己是国家的主人,应对国家主权利害攸关的问题,自觉担起责任。他们认识到,听任列强将山东权利交给日本,那就等于坐视国亡。所以他们在五四当日的宣言中就大喊道:“山东大势一去,就是破坏中国的领土,中国的领土破坏,中国就亡了!”“国亡了,同胞起来呀!”①这是觉醒了的一代中国人发自内心的呼喊!

      这次爱国运动的中心口号是“外争主权,内除国贼”。它不仅是针对侵略和欺侮中国的帝国主义列强,同时也是针对腐败而反动的国内统治者。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分子,及时地指出,“两个和会都无用”(指巴黎和会与国内的南北议和);要人民“用强力拥护公理,平民征服政府”;号召“学生、商人、劳工、军人等,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湘江评论》更明确地提出,“民众的大联合”,以对抗反动势力。这些口号以及各地各界民众的实际行动,都反映出五四爱国运动含有明显的革命意义,它同后续发生的一系列的革命运动,有着紧密的联系。

      五四运动是一次取得胜利的爱国运动。广大人民群众所提出的具体要求,基本上都得到实现。五四当天被捕的学生于5月7日被释放,他们受到母校师生迎接凯旋的英雄般的欢迎。后于6月初陆续被大批逮捕的学生,当局也被迫宣布释放。被点名的负有罪责的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三人也于6月28日被宣布撤职。在全国人民的巨大压力下,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最终没有在和约上签字,为我国争取主权的斗争留下宝贵的时间和空间。

      二、助推新文化运动迅猛发展

      五四运动是新文化运动所提倡的新思想、新观念在广大青年中酝酿、发酵的结果;而五四运动的爆发,又反过来猛力推动新文化运动向前发展,并取得成就。

      (一)白话报刊的大盛行,促成白话国语的确立

      新文化运动的揭幕战是文学革命,而文学革命的攻坚战,是以白话取代文言的正宗地位。白话作为国语得以确立,正是文学革命所要达到的最高目标。

      如果说,在五四前,人们还在争论白话与文言的优劣、白话应有的规范以及白话能否成为诗的语言等;那么五四以后,在空前的遍及全国的群众运动中,白话竟不需任何形式的批准与认可,就直接成了所有参与运动的人共同的交流工具。有两种迫切需要使这一点成为事实。一是五四运动的发动者和骨干分子们,迫切需要尽可能多的群众响应他们。于是就需要大力做宣传鼓动的工作。他们积极活动于街道、胡同里弄,以及商店、车站、工厂,甚至还有某些农村地区。他们组织讲演、散发传单、张贴标语等,用的自然都是白话。这样,讲演者、写作者于短时间内得到运用白话的频繁训练,而听者、读者也得到了运用白话的各种知识与训练。这对于白话的普及,乃至白话国语的确立,无疑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第二个迫切需要,是五四后,大批在北京直接参加过运动,并受过组织团体、开展群众活动初步训练的青年学生,纷纷出发到全国各地去从事联络活动,推动各地的运动向前发展。他们为了与当地青年和各阶层群众进行深入沟通,势必努力运用白话国语,即大体以北京官话为基础的全国各地基本能接受的一种通用语言。这一情况显然直接有利于白话国语的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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