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283(2019)01-0120-09 DOI：10.15983/j.cnki.sxss.2019.0111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结论”部分，总共谈了5个方面的问题，其中第4部分专门讨论文艺批评问题。显然，文艺批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是非常重要的，毛泽东对这个问题非常重视。当然，关于文艺批评要讨论的问题很多，这里毛泽东主要从两个方面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并进行了系统阐述。第一是“基本的批评标准”问题，第二是“一些不正确的”文艺观点问题。①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对批评标准问题的讨论，学界研究得相对较多，加上历史原因，关于文艺批评标准的“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观点，几乎成为人们对于延安文艺的标识性认识。然而，对这个基本的批评标准的合理阐释，建国后理论界并没有真正完成，而只是落在一种表面的理解之上，并将这种浅层的理解运用到了文艺批评的认知与实践中，造成了许多意料不到的损失；至于毛泽东在讲话中所谈到的第二个方面的内容，学界更是很少关注，仅仅将其作为所举例子去看，忽视了其在毛泽东文艺批评思想中的重要地位，大大降低了它的理论价值与意义。鉴于此，本文将对此展开讨论，并提出自己的认识与理解，期待学界的批评指正。 一、对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的辩证阐述 毛泽东在第4部分的开篇即指出：“文艺界主要的斗争方法之一，是文艺批评。”[1]868这一论断是非常重要的，起着给文艺批评定性的作用。强调文艺批评的斗争作用，无疑成为毛泽东对文艺批评的作用和功用的基本认识。接着毛泽东继续谈到，“文艺批评应该发展，过去在这方面工作做得很不够，同志们指出这一点是对的”[1]868。这就指出了文艺批评必须发展的问题，其中也隐含着要通过文艺批评的斗争作用解决当时延安文艺界存在的问题的意思。那么究竟该如何认识文艺批评的标准以及不同标准之间的关系呢?毛泽东富有逻辑并以唯物辩证的态度对此进行了论述。 (一)两个标准的提出与判定其好坏的基本原则 毛泽东提到“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2]868。他认为要从“好的”和“坏的”两个维度来谈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并提出了判断这种好坏的辩证唯物主义原则——“动机和效果的统一”，即“为大众的动机和被大众欢迎的效果，是分不开的，必须使二者统一起来”。[3]868那么，什么是好的政治标准?什么是好的艺术标准呢?他指出：“按照政治标准来说，一切利于抗日和团结的，鼓励群众同心同德的，反对倒退、促成进步的东西，便都是好的；而一切不利于抗日和团结的，鼓动群众离心离德的，反对进步、拉着人们倒退的东西，便都是坏的。”[1]868“按着艺术标准来说，一切艺术性较高的，是好的，或较好的；艺术性较低的，则是坏的，或较坏的。”[1]869当然这只是从动机上来看，判定好坏还要结合社会效果，从政治上说，“有为大众的动机但无被大众欢迎、对大众有益的效果，也是不好的。检验一个作家的主观愿望即其动机是否正确，是否善良，不是看他的宣言，而是看他的行为(主要是作品)在社会大众中产生的效果”[1]868。这也就是说，实践而不是理论才是检验动机的可靠保证。而从艺术上看，“文艺家几乎没有不以为自己的作品是美的”“但是按照艺术科学的标准给以正确的批判，使较低级的艺术逐渐提高成为较高级的艺术，使不适合广大群众斗争要求的艺术改变到适合广大群众斗争要求的艺术，也是完全必要的”。[1]869正是站在这种辩证唯物主义的动机和效果统一论的立场之上，毛泽东在强调“我们的批评又是坚持原则立场”[1]869的前提下，还提出了“在团结抗日的大原则下，我们应该容许包含各种各色政治态度的文艺作品的存在”[1]868“应该容许各种各色艺术品的自由竞争”[1]869的观点。也就是说，只有坚持动机和效果的辩证统一，才能掌握对各种文艺创作进行恰当确切的评价和判断的理论武器，仅看动机或者仅看效果，都是不够的。在这里，毛泽东对文艺批评的政治和艺术这两个标准的好坏问题给出了具体而合理的理论指导。 (二)对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关系的阐述 学界一直认为，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文艺批评标准即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的关系问题，提出了“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原则。然而在笔者看来，这一判断是不科学、不准确、不完整的。要弄清这一点，就必须回到毛泽东的具体论述之中。在讨论文艺的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关系的时候，毛泽东先提出了这样几个带有普遍性、规律性的认识原则：一是，“我们不但否认抽象的绝对不变的政治标准，也否认抽象的绝对不变的艺术标准，各个阶级社会中的各个阶级都有不同的政治标准和不同的艺术标准”；二是，“任何阶级社会中的任何阶级，总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的”；三是，“有些政治上根本反动的东西，也可能有某种艺术性”；四是，“处于没落时期的一切剥削阶级的文艺的共同特点，就是其反动的政治内容和其艺术的形式之间所存在的矛盾”。[1]869而紧接着以上4点普遍性看法，毛泽东又进一步提出：“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1]869-870。显然，在处理文艺批评的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关系这一点上，毛泽东所要求的并不是先行罗列出来的4点普遍的原则，而是紧随其后所提到的“三统一”。这是“我们的要求”，这里只有统一，而没有谁是第一、谁是第二的问题。毛泽东所说的“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1]870说法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他在讲话中接下来专门提出的“我们既反对政治观点错误的艺术品，也反对只有正确的政治观点而没有艺术力量的所谓‘标语口号式’的倾向”[1]870，即有学者将此称为两个“反对”的说法也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 黑格尔认为，“内容非他，即形式之转化为内容；形式非他，即内容之转化为形式”[2]278。别林斯基也说：“如果形式是内容的表现，它必和内容紧密地联系着，你要想把它从内容分出来，那就意味消灭了内容；反过来也一样：你要想把内容从形式分出来，那就等于消灭了形式。”[3]147由此看来，在实际操作中做出内容与形式抑或政治与艺术的区分，并进而做出谁为第一、谁为第二的判断，本身就是有问题的。毛泽东所讲的“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的看法，显然只是从理论论述的角度提出的，他从思想的基本认识出发概括了阶级社会中“任何阶级”必将坚持的判定文艺标准的政治第一、艺术第二的观点。这一观点的最大价值就在于，能够给广大文艺工作者在处理文艺问题或者其他任何问题时提供一种孰轻孰重的价值或认识上的判断，而绝非提供一种可供现实运用的实际操作的方法和手段。正如毛泽东所说的：“资产阶级对于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作品，不管其艺术成就怎样高，总是排斥的。无产阶级对于过去时代的文学艺术作品，也必须首先检查它们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在历史上有无进步意义，而分别采取不同态度。”[1]869也就是说，文艺标准的政治第一、艺术第二的观点，实际上旨在强调一种政治态度和政治立场，在于强调“不管其艺术成就怎样高”的前提下“政治标准”对于“任何阶级”的意义，而不是真正阐述文艺批评“两个标准”之间的应然关系。何况，从黑格尔和别林斯基的观点来看，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一定是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是很难彼此剥离的。因此，从这一角度看，“三统一”的原则才应该是对于延安讲话文艺批评标准最合理的界定。这一认识，能够避免批评者在进行文艺批评时，人为割裂政治与艺术，把政治标准第一变为政治标准唯一，只谈其政治意识或只凭其政治表现而对作品做出好或坏的评价的情况；同时就实际操作而言，我们也不可能在评价作品时，机械地先说政治再说艺术，非要区分出第一第二不可，这种看法本身就是不合理的，是对毛泽东相关论述的误解和曲解。恩格斯说：“倾向应当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4]673一个成功的艺术品，也一定是政治和艺术有机结合或统一的作品，这里并没有也不会真正存在第一第二的问题，而只有要不要结合或统一，抑或结合或统一得好与不好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