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 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使香港回归祖国大陆，是所有炎黄子孙的强烈呼声。为了早日实现统一祖国大业的美好愿望，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为核心的三代中共领导集体，为解决香港问题做了大量工作，进行了多年的运筹、探索。经过几十年、几代人的努力和奋斗，香港回归祖国这一百余年的民族愿望即将变为现实。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第一代领导人运筹解决香港问题的途径：长期打算，充分利用 新中国诞生之前，中共中央领导人就开始考虑香港、澳门等问题。从那时起，实现祖国统一，就成为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心中的宏愿。 1949年1月，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修改的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中说：“在原则上，帝国主义在华的特权必须取消，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必须实现，这种立场是坚定不移的。但是，在执行的步骤上，则应按问题的性质及情况，分别处理。凡问题对于中国人民有利而又可能解决者，应提出解决，其尚不可能解决者，则应暂缓解决。凡问题对于中国人民无害或无大害者，即使易于解决，也不必忙于去解决。凡问题尚未研究清楚或解决的时机尚未成熟者，更不可急于去解决。”[①]这一外交方针的提出，为我们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提供了原则性的依据。同年1月31日，为了解新中国的内外政策，苏联代表米高扬受斯大林之托，到达当时党中央所在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2月1日至3日，毛泽东同他连续谈了三个整天。 当时担任毛泽东翻译的师哲曾回忆道，毛泽东对米高扬说：“目前，还有一半的领土尚未解放。大陆上的事情比较好办，把军队开去就行了。海岛上的事情就比较复杂，须要采取另一种较灵活的方式去解决，或者采取和平过渡的方式，这就要花较多的时间了。在这种情况下，急于解决香港、澳门问题，也就没有多大意义了。相反，恐怕利用这两地的原来地位，特别是香港，对我们发展海外关系、进出口贸易更为有利些。总之，要看形势的发展再作最后决定。”[②]毛泽东根据当时的历史情况，提出了利用香港发展海外关系和进行贸易往来的重大决策。 10月1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广州。继续南下的解放军四野邓华所部之十五兵团攻取深圳时，没有跨过深圳河，而是按兵于深圳河畔。当时解放军方面传话给英国人，说他们的任务是维护和平并准备恢复贸易和重开广州至九龙的铁路。 12月19日，香港的《华侨日报》以头版头条的位置刊出大标题：“毛泽东已保证香港地位安全 英国年内承认中共”。 新中国成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采取敌视的态度和其惯用的封锁禁运手法，企图将新中国扼杀在襁褓中。为了捍卫年轻的共和国，粉碎帝国主义对新中国的全面封锁，毛泽东面对极为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基于战略上的考虑，保持香港作为“国际航道”的特殊地位，提出利用香港发展海外关系和进出口贸易。保持香港现状，搭起了新中国与世界联系的“桥梁”。 毛泽东设置的这座“桥梁”，确实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1950年，美国对中国实行全面封锁和贸易禁运时，香港和澳门的爱国同胞为祖国提供了躲避制裁的主要渠道。同时，中国希望香港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能作为供应石油、化学品、橡胶、汽车和机械储备的基地。英国政府为了维护他们在香港的利益，于1950年1月6日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从而使帝国主义的包围和封锁圈出现了一个缺口。 如何解决香港问题，保持和处理同香港的关系，毛泽东于50年代中期就曾作了一些重要指示。 1956年6月11日，毛泽东在听取广东省委关于香港问题的汇报时表示：香港还是暂时不收回来好，我们不急，目前对我们还有用处……[③] 对香港的经济情况，毛泽东等中共第一代领导人也极为关注。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政府一直对香港实行特殊的政策，以优惠的价格向香港提供大量主副食品、日用必需品、淡水、工业原料、燃料等，对香港在经济上保持稳定起了重要作用。毛泽东也把这当作一项政治任务看待，因为只有在保证香港繁荣和稳定的基础上，才能使香港充分地“为我所用”。1959年1月，内地因严重的经济困难，对香港副食品的供应量锐减，在香港引起了很大波动。毛泽东当即在1月25日内参材料《内地对香港副食品供应数量减少后所产生的影响》这条消息旁边批示：敦请大家注意并采取相应措施。 60年代初，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总结过去10年的经验，对港澳工作明确提出了“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针，即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不改变香港现状；同时，要充分利用香港的特殊地位，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外交战略服务。 1963年3月8日，《人民日报》在一篇社论中明确阐述了中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原则和立场，那就是：“我们一贯主张，在条件成熟的时候，经过谈判和平解决，在未解决之前维持现状。” 当然，毛泽东作出“暂不收回香港”、对香港采取“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针，并不意味着将香港无限期地留在英国人手里。在条件成熟时，将恢复行使对整个香港的主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