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胡适一生与北大关系密切。本文对胡适担负北大领导期间所做的诸多工作和他从事的教学、科研工作，做了客观评述。同时指出民国时期的北大学统带有浓厚的自由民主色彩，这个传统的形成其中与胡适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关键词 胡适 北京大学 北京大学是中国最高学府。以她的资格而论，她可以成为中国历代“太学”的正式继承者，然而北大从民国以来就有一个坚定的遗规，将他的校龄只从1898年“戊戌维新”的那一年算起。胡适1910年考取清华学校第二批“庚款”赴美官费留学生，20年代，清华大学筹建国学研究院，“母校”有意请他去做导师，胡适婉言谢绝了，他自认是“北大人”了。“北大人”是五四时期出现的一个新名词，它的含义就像它的来源一样，与新文化运动有着密切的内在关联。最初大概是旧派从宗派的角度使用这个名词来讥嘲以北大为依托的新派，后来新文化阵营的人物也援引为自我标榜了。胡适是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又是北大的知名教授，三四十年代又先后出任北大的文学院院长、校长。无论从哪一方面看，他都可以看作是民国时期北大的一个主要代表。有意思的是，胡适和北大还是同一天生日（12月17日），这个神秘的巧合使他们两者的关系更耐人寻味。 一、五四时期：北大的革新健将 1917年7月，胡适学成归国。他接受蔡元培先生的北大教授之聘，是陈独秀曾从中极力促成，此前陈独秀致信胡适：“蔡孑民先生已接北京总长之任，力约弟为文科学长，弟荐足下以代，此时无人，弟暂充乏。孑民先生盼足下早日回国，即不愿任学长，校中哲学、文学教授俱乏上选，足下来此亦可担任”[①]，表达了虚位以待的诚意。不过，蔡先生早已读过胡适《诸子不出于王官论》等考据文字，对胡的学术功力留下了深刻印象。何况胡适此时已因倡导“文学革命”名震海内，成为文坛的一颗耀眼新星。 蔡元培先生主长的北大可谓人才荟萃，尤其是在文科，旧学、新派的阵营都很强壮。胡适的到来无疑是给新派增添了一员大将。他进北大的第一年，在哲学门担任中国哲学史大纲、西洋哲学史大纲两门课；在英国文学门担任英文学、英文修辞学、英诗、欧洲文学名著等课。此外，他还为哲学门研究所担任“中国名学”、“最近欧美哲学”，为国文研究所担任“小说”等讲座。授课跨系，科目亦多，任务繁重。西洋哲学史、英文这类与欧美有关的课程，对胡适这位“镀金”归来的留学生来说并不为难，凭藉他在美留学所获得的学业基础足以应付；唯独中国哲学史这门课实属不易。该课原由素以治国学见长的老先生陈汉章（1849—1938）担任，他从三皇五帝讲起，讲了半年才讲到周公。胡适接任后，发下他的讲义《中国哲学史大纲》。照冯友兰先生的说法，“那时候，对于教师的考验，是看他能不能发讲义，以及讲义有什么内容”[②]。曾有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先生接替马叙伦先生的“宋学”一课，因讲义有误，被学生轰走。此次胡适发下的讲义“丢开唐、虞、夏、商，径从周宣王以后讲起”。据当年听课的学生顾颉刚回忆：“这一改把我们一般人充满着三皇五帝的脑筋，骤然作一个重大的打击，骇得一堂中舌挢不能下。”[③]北大学生对教师素来挑剔，此次有些学生也以为这是思想造反，不配登台讲课，他们找来在学生中颇有威望的傅斯年听课，结果傅听课后的评价是：“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一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经他这么一说，这场风波才平息下去。胡适的课渐渐吸引颇有国学修养的傅斯年、顾颉刚等人，他们认为胡适“有眼光，有胆量，有断制，确是一个有能力的历史家”[④]。 北大浸染于新文化运动的新鲜空气，昔日沉闷的校园沸腾起来了。胡适与北大会计课职员郑阳和发起成立“成美学会”，擘划章程，带头捐款，效古君子成人之美之意，资助热心向学而家境贫寒的子弟，得到蔡元培、章士钊、王景春等人的赞助[⑤]。1918年夏，傅斯年、罗家伦等20余位学生自动组织校内第一个响应新文化运动的学生团体——新潮社，并创办《新潮》杂志，胡适应邀担任他们的顾问。 北大真正确立其现代意义上的管理体制和教学体制是在蔡元培任职期间。蔡先生对于教员，虽新旧兼容，只看其是否有一技之长；但在体制改革方面却不得不倚傍陈独秀、胡适这批新派教员。对胡适这位“旧学邃密”、“新知深沉”的学人，蔡先生不仅欣赏他的学识，为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作序；而且对他的改革建议言听计从，并委以重任，施展他的才华。1917年12月，北大成立哲学研究所，胡适被任命为主任。1918年3月7日，他接任英文教授会主任一职；9月，任命为北大英文学研究所主任；9月30日，学校决定编辑《北京大学月刊》，各科编辑由各所主任轮流担任，每册之总编由各研究所主任轮流担任，四月份归胡适总编。1919年10月27日，经蔡元培先生批准即日起代理教务长（至12月17日）；12月2日，出任北大组织委员会委员。1920年10月16日，北大评议会决议：胡适为预算委员会和聘任委员会委员、出版委员会委员长。1922年4月19日，当选为北大教务长（至12月20日因病辞职）及英文学系主任。从1918年10下旬起，胡适开始当选为北大评议会评议员，这是校内的最高立法机构和权力机构，以后连选连任，为学校决策献计献策，参与学校管理。 胡适不负蔡先生期望，在参与学校的各种机构和事务中，或出谋划策，或积极引导，或独当一面。1917年11月16日创办《北京大学日刊》，是出自于胡适的建议。当年10月教育部召集专门会议讨论修改大学章程，胡适极力建议改分级制为选科制，此议获通过，胡适便以创议人身份拟定具体章程细则。北大于1919年正式改用选科制和分系法。胡适还创议仿效美国大学建制实行各科教授会制度；提议设立各科各门研究所，以使本科毕业生继续从事较深的专门研究。这些创议均获蔡元培的首肯和支持，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北大的改革。 1919年10月，胡适发表《大学开女禁的问题》，主张在北大收女生旁听作为正式女生的过渡，并呼吁社会改革女子教育，使与大学教育衔接起来[⑥]。这个建议很快得到素来主张男女平等的蔡元培的赞同。1920年春，北大就招收了女生九人入文科旁听，暑假又正式招收女生，开中国大学男女同校之先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