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红军长征有1／3或更多的时间行程在民族地区，第一次频繁而广泛地接触少数民族，在理论上认为把正确解决民族问题、争取少数民族看作是对于中国革命胜利有决定意义的问题。广大少数民族，在人力、物力及道义上采取各种方式积极援助红军，踊跃参军，保证部队的供给，掩护伤病员，壮大革命武装力量，对红军取得长征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关键词 中国工农红军 长征 少数民族 历史地位 中图号 C912.53 红军长征，是惊天动地、引人注目的重大事件，在中国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伟大奇迹，而且她是“人类历史上的独特壮举”，“成为人类坚定无畏的丰碑，永远流传于世”。[（1）]红军长征历时两年多时间，最后以胜利而告终。红军长征胜利的原因过去许多文章都进行过论述，认为：红军有党的正确而坚强的领导；红军战略方面正确、战术机动灵活；红军有坚强的内部团结；红军具有强大的精神力量等等。我们认为这些看法无疑是正确的。但应补充一点就是红军长征胜利与少数民族的大力支持是分不开的。本文就少数民族在红军长征中的地位与作用，谈一些粗浅的看法，不妥之处，请读者指正。 一 在理论上，中国共产党把正确解决民族问题，争取少数民族看作是对于中国革命胜利有决定意义的问题 1934年10月开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一、二、四方面军及第二十五军，先后分别从我国的东南部、中部和西南部向西北部进行战略大转移。遵义会议后，由于党的正确的政治军事路线和民族宗教政策，红军在转移过程中，得以纵横驰骋于桂、湘、黔、滇、康、川、甘、青、宁、陕等省区的广大地区，迂回穿插于敌人重兵之间。红军的足迹，踏遍了半个中国，不仅通过广大汉族地区，而且广泛地接触了苗、瑶、壮、侗、布依、仡佬、土家、纳西、白、彝、藏、羌、傈僳、回、东乡、裕固、蒙等十几个少数民族。 几路红军经过少数民族地区的时间和行程，在他们长征的整个时间和全部行程中，都占有很大的比重。据有关战史资料记载，红一方面军（仅统计红一军团）行进在少数民族地区125天，占长征时间的33.7%。红二方面军（二、六军团）行进在少数民族地区5669里，占全部行程近3／1。红四方面军近4／5的时间是在少数民族地区度过的。[（2）]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的历史上，在短时间内，如此频繁而广泛地接触这么多少数民族，行程如此之长，都是破天荒第一次。 红军进入少数民族地区，就面临着复杂的、紧迫的民族问题。不仅有数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而且还遇到极端恶劣的自然地理环境，有人迹罕见的雪山草地、崇山峻岭、深涧激流、绝壁险滩、原始森林以及荒无人烟的辽阔地区。部队在与敌人作战和行军中，需要粮食、衣服、药品、物资等的供应。也有如何打破统治阶级造成的民族隔阂，消除互不信任、互相对立的状况等等；红军在如此艰难险阻、困难重重的情况下，如果民族问题解决不好，不能争取少数民族人民，并得到他们的大力支持和帮助，要顺利通过民族地区和取得长征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因此，红军长征中，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少数民族问题，重视争取少数民族的工作，把它看作是实现我党的战略任务，取得中国革命胜利有决定意义的问题，要求全党全军把这个问题提到最重要的地位。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在《关于争取少数民族的指示》中就指出：“野战军今后的机动和战斗，都密切的关联着争取少数民族的问题，这个问题之解决，对于实现我们的战略任务，有决定的意义，因之各军团政治部，必须立即把这个问题提到最重要的地位。”“必须向全体战士解释争取少数民族的重要性。”“严厉的反对轻视少数民族的大汉族主义的愚蠢的偏见。”[（3）]1935年7月《红星》报发表社论指出：“我们可以经过共产党的正确的民族政策，将中国无产阶级的斗争，反帝反国民党的土地革命与少数民族的革命斗争最亲密的联系起来，将少数民族的广大群众提到中国革命后备军的阶段，更有力的保证中国革命的发展。”“为了实现我们的基本战略方针，为了决战的胜利，必须加强少数民族的工作，在我们行动的地区，正是少数民族最复杂的地区，有西番、回民、夷人等等的分别，争取他们在我们的周围是取得战争胜利，发展苏维埃革命运动的重要步骤，我们部队中地方工作的中心应以全力放在争取少数民族的上面，每个红军指战员都要自动的来参加这个工作，……不懂得共产党的民族政策的不配当一个共产党员，不了解争取少数民族的重要性和不参加这一工作的不配当一个好的红色战士！”[（4）] 1935年8月中央在毛尔盖附近沙窝召开的政治局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重要会议，也是我党在民族问题认识上有重大意义，在民族工作中有重要转变的一次会议。党进一步认识到民族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对于革命胜利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中共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指出：“红军今后在中国的西北部活动，也到处不能同少数民族脱离关系，因此争取少数民族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苏维埃政府领导之下，对于中国革命胜利前途有决定的意义。”[（5）]并提出“学习马克思、列宁、斯大林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与方法，是目前我们全党的迫切任务。”[（6）]此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强调，要组织少数民族的革命政府和武装、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少数民族“是中国苏维埃运动的重要的一部分，将给中国苏维埃运动以极大帮助。”[（7）]1936年6月13日，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关于进入回民区域工作的指示》中指出：“广大回民的解放斗争将是中国苏维埃运动不可分离的一部，将给我们创造西北抗日根据地的斗争以决定的帮助！也只有争取广大的回民到革命方面来，才能建立巩固的西北抗日根据地！”[（8）] 红军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不仅在理论政策上、思想认识上特别强调民族问题的重要性，在实际工作中扎扎实实地做少数民族工作。同时，对当时党内在民族问题上表现出来的错误倾向——大汉族主义思想，进行了严肃的批判。张国焘认为，少数民族问题只能是“中国革命附带的解决”。在毛尔盖会议上，党同张国焘分裂主义等错误进行了斗争，批判了“他以大汉族主义去对待弱小民族”的错误。 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政党对民族问题的看法的实质，就是始终把民族问题和革命前途紧密联系起来。民族问题是社会发展总问题的一部分，它在社会发展总问题及无产阶级革命中处于从属地位。但是，“民族问题，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在特殊情况下，民族问题也会成为社会的主要问题。斯大林曾指出，20世纪初，民族问题在奥地利“是政治生活的轴心，是生死存亡的问题。”[（10）]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红军长征时期，争取我国各少数民族，正确处理和解决民族问题，“对于中国革命胜利前途有决定意义”。 二 在人力上，各族儿女采用各种方式积极支援并踊跃参加红军，给红军注入新鲜血液，壮大了革命武装力量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起，就特别注重发展自己的武装力量。在红军长征之前，革命武装力量已有很大的发展，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使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受到了重大损失，从而迫使红军进行战略大转移。长征开始后，王明又采取逃跑主义路线。在转移中，红军广大指战员经过连续苦战，虽然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渡过彰水、潇水和湘水，然而却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过湘水后，中央红军由出发时的86000减到30000余人，革命几乎陷于绝境。后来红军在长征途中，由于牺牲、受伤、失散、疾病、饥饿、寒冷等各种因素，减员很大。因此，扩展红军，壮大革命力量，成了红军长征沿途中的一项政治任务。尤其是在民族地区发动少数民族青年参加红军更为重要。少数民族青年熟悉本地环境、道路、风俗习惯、民族语言，他们参军后，能给红军行军、宿营、生活、打仗带来诸多方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