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尚未提升为对当事者政治忠诚的诘问时，胡风与他人的理论纠葛，在很大程度上是围绕着对“五四”新文学运动的评价发生的，对之加以体味，会给我们不少有益的启示。 一 作为文学论坛的领袖人物，胡风经常遇到要他对“五四”新文学运动作总体评价的场合。因为立论角度的差异，这些评价成了胡风与他人争论的一个热点。由于胡风对“五四”新文学运动的评价又关涉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他对民族形式、大众化等问题的看法，而后者又是他同别人产生认识分歧的重要方面，因此，胡风对于“五四”的评述，实际上成了理论聚讼中的一个焦点。 在不同场合，胡风对“五四”有各种各样的评价。但作为对“五四”的总体评价，则是在1935年初评述刘半农的杂文集时作出的。胡风写道：“五四运动是从反帝国主义运动开始的。这个反帝运动虽然是由于一种新的要求，但当时的观念基础非常朦胧”[1]。又说：“这个反帝的要求一定要发展成反封建运动，在人生观社会观艺术观等意识形态的领域上掀起一个大的革命。”[2]尽管在胡风的理论语汇里，在反帝反封建之前没有加上“彻底”这个修饰词，借以区别新旧民主革命，但所谓“在人生观社会观艺术观等意识形态的领域上掀起一个大的革命”，应该说已经暗示了这个革命的方向是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作为一个新文学运动的理论斗士，至少他对于新文学运动的辉煌前途是深信不疑的。这一点在胡风1934年初所写的《目前为什么没有伟大的作品产生》的答问文章中就可以看出。在这篇文章中，胡风指出：“五四以后的中国文学底主潮一向是随着社会的进步的战斗力底发展而发展的。”[3]如果将胡风是在白色恐怖下使用“奴隶的语言”表述他对“五四”运动方向的认识这一因素考虑进去，那么其真实的含义就会凸现得更加清楚。 认定“五四”运动的方向，是胡风总体评价“五四”的一个关键。从上面的论析可知，胡风的评价似乎没有什么太大的偏差，可以对之加以诘责的不过是他对这场革命的彻底性认识稍嫌不足而已。这样，我们就可以把检讨的视线转向这一评价的另一个关键的方面，即发动与领导这次运动的领导力量是谁。向来对胡风的指责是说他把领导权归为资产阶级。征之胡风的论述，我们觉得胡风思想中也还存在值得注意的“变数”。 胡风直白地确认“五四”运动领导者的论述是在《文学与生活》这一小册子中。胡风写道： 五四前后，是中国市民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稍稍抬头了的时候。当然，需要自由发展自由竞争的市民阶级，一抬头就遇着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底两重压迫。帝国主义是它底强力的竞争者，在金融上技术上以及优越的政治地位上具有随时能够把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屈服的力量；同时，封建势力是发展民族资本的障碍，它束缚了占中国人口绝对大多数的农民底消费力量，它不能在政治机构上使民族资产阶级得到助力，它顽固地抵抗新兴市民阶级底一切意识形态底发展……这两种力量又互相勾结，互相依靠，想维持住中国社会底固有秩序。这就使初生的民族资产阶级忍耐不住，不得不和无产阶级携起手来，掀起了五四的革命怒潮。……[4] 我们提请读者注意两点：第一，市民阶级特指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而非泛指资产阶级。众所周知，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受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具有较多的革命性，是新民主义革命统一战线中的一支重要力量。第二，胡风似乎没有忽视无产阶级在这场革命中的巨大作用，他注意到为了完成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民族资产阶级“不得不和无产阶级携起手来”，而这一携手的结果，也就规定了“五四”以后中国革命的主潮的性质。 尽管这样，胡风对“五四”的这个认识同毛泽东后来对“五四”的性质的界定的差别仍然是一目了然的。在向党中央写《意见书》时，胡风也曾坦然承认这是一个认识错误。客观地讲，胡风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偏差，决不是不可饶恕的。例如，既然在30年代中期，文艺理论界极少有人能对“五四”性质有正确认识，那么我们又怎能以此责怪胡风呢？胡风自命是一个革命者，但他毕竟只是一个文人，他只能以文人的嗅觉来感应“五四”，对他的超出这一规定性的要求都是不现实的。另一方面，我们还应该看到，胡风是以一种很高的自觉，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中，去追随革命政党的思想与策略，不断修正自己的言行；胡风当时对以“五四”为起始的新文学运动进步意义的认识还远远超过了后来指责他在政治上低估了“五四”意义的论敌的。 在现当代文学史上，激烈的文学论争很难保有绅士风范。争论总是不免于意气用事。胡风的论战对手如此，胡风也不例外。这样，就必然会使论争中阐发的论点带上各种片面性、偏激性。当事人总是以为矫枉过正，才能标明自己与对方的认识差异与区别。胡风文艺思想的失误，也许正是肇因于此。但是，这样的解释是远远够不上深刻的。胡风是一个思维较为严谨，理论论述具有较强逻辑性的理论家，他对“五四”的上述认识与他如此执着地捍卫这些认识，是深蕴心曲的。 胡风从政治层面对“五四”运动性质的认定，虽然有不确定的成分，但这并不妨碍他对“五四”的划时代意义给予惊世骇俗的评价。他一直认为自己就是由“五四”哺育起来的新人，他从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前辈身上，看到了拓荒者的勇气与坚毅，他早已深深地服膺于这种精神。对“五四”的评价，尤其落实在对新文学运动的实绩的捍卫上，他不能容忍任何对“五四”新文学传统的不尊。 现在看来，胡风对“五四”所表达的那种深深的敬意在他完全是真实情感的流露。而“五四”本身是无愧于赢得国人的敬意的。“五四”改写了中国的历史，不仅开创了一个民族觉醒的时代，而且造就了一代“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新人。也许是胡风还缺乏对事物辩证思维的能力，也许是他对“五四”充满感情的崇敬模糊了他一向比较挑剔的眼光。因此，对“五四”高潮后部分文化人的精神萎靡与对人民生活无关痛痒的闲情和游戏人生的态度，虽然深恶痛绝，并提出了增强主观战斗精神来疗治时病，但他却不是从“五四”本身尚有缺点，不是从文化人依然存在选择其人生道路问题的思维层面来进行思考，而只是简单地将其归结为“五四”逆流，“五四”传统的一个反动。这样，便拉大了与别人的认识差距。例如，毛泽东在肯定“五四”历史意义的同时，就曾直接了当地指出，“五四”并没有彻底解决知识分子如何选择自己人生道路的问题。他指出：“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5]也就是说，知识分子脱离工农、脱离生活的问题，是论争双方都看到了的，认识的差异不过是在刨根寻底时，有人将此归结为“五四”的不足，而胡风则认为是文化人在新的社会环境中的思想麻痹。因此，我们认为，如果能够冷静地、客观地对待这些认识差异，是不难弥合分歧，寻求共识的。然而遗憾的是，因为一些新的因素的掺入，失去了调和的可能性，分歧变得更加尖锐了。关于这，我们将在后面加以论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