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美龄在现代中国由于身份特殊，因此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有其特定位置。本文拟就宋美龄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过程中所起的特殊作用略陈管见。 一 宋美龄自1927年12月1日与蒋介石在上海结婚，至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在一些重要场合，宋美龄与蒋介石总是相伴相随。 蒋宋结婚第二天，宋美龄即与蒋介石一起去杭州，她本来要在莫干山度蜜月，结果当晚却又随蒋由杭州返回上海，因为第二天蒋介石要参加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会后不久，宋美龄便随蒋介石来到当时国民政府所在地南京。 此后不久，蒋介石连续发动了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的五次“围剿”，宋美龄一直坚持蒋介石打到哪里，她就跟到哪里。她在给美国韦尔斯里学院一位老师的信中写道：“在江西打击共军的战斗中，我一直同我的丈夫在江西前线，……不管我们必须放弃什么样的物质享受，我们都不在乎。”[1] 1935年2月，宋美龄在《美国论坛》杂志发表了《闽边巡礼》一文，记载了她1933年底随夫在福建、江西边境“剿”共所遇到的困境。这次在福建几近两月，宋美龄经常“冻得发僵”、“头脑昏晕”、“异常疲劳”。在宋美龄的支持下，虽然蒋介石亲自坐镇江西、福建“剿”共，但是从1930年到1934年的五次“围剿”，却没能达到消灭红军的目的。中国共产党人于1934年10月撤离中央苏区，在1935年10月胜利到达陕北，完成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尽管如此，蒋介石的“剿”共之心仍然不死。差不多与红军长征的同时，宋美龄又开始了她的“随夫西北行”。1934年10月，宋美龄陪同蒋介石到达武汉，接着，宋又陪蒋前往洛阳，而后不久，宋陪蒋到达古城西安，又继续向西到达兰州，接着，他们又向北飞往宁夏。离开宁夏后，宋美龄又陪蒋介石到达河南开封、山东济南、故都北平，后又转赴察哈尔省的张家口、山西太原以及绥远等地。宋美龄这次跟随蒋介石历时一个多月，行程数千公里，到达西北、华北整整10个省份。 1935年9月，蒋介石又在西安成立了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并自兼总司令。1936年10月22日，蒋介石偕宋美龄自南京直飞西安，亲自部署东北军、西北军对红军作战。10月29日，宋美龄又随蒋介石再抵洛阳，直接布署中央军及马鸿逵部进攻红军事宜。 1936年12月2日，张学良亲飞洛阳求见蒋介石，说明西安情况紧迫，或将生变，务请必往西安一行。蒋介石此时也已察知“东北军部队思想庞杂、言动歧异，且有勾结匪部，自由退却等种种复杂离奇之报告，甚至谓将有非常之密谋与变乱者”[2]，但蒋为了“剿”共大业，认为“剿”共已到了“最后五分钟成功之阶段”，所以还是决定亲赴西安。12月4日，蒋介石由张学良陪同自洛阳飞西安。这次，宋美龄因荨麻诊复发去上海治疗，未能亲自陪蒋莅陕。然而，事有凑巧，“不料就在这次出了事情”（宋美龄语）。 二 西安事变发生时，宋美龄正在上海的寓所开会，讨论改组“全国航空建设会”事宜。孔祥熙得到情报后告诉她：“西安发生兵变，委员长消息不明。”宋闻讯后“不啻晴天霹雳，震骇莫名。”[3] 但她很快清醒过来。当晚，宋美龄即偕同孔祥熙及蒋之顾问端纳连夜乘火车离沪赴宁，翌日上午7时抵达南京。宋一到南京，看到的是政府中一片混乱，人们紧张异常。国民党中央已决定将张学良明令免职，并交军事委员会严办；同时何应钦正紧锣密鼓地调兵遣将准备讨伐西安。不过，这时宋美龄对事变的态度还是比较冷静的。她驱车直奔中央军校，要军校教育长张治中设法阻止何应钦蛮干，并不借代价，保护蒋介石的安全。回到官邸，接到了张学良于事变后发给她的第一封电报。 宋美龄捧读电文，原本忐忑不安的心绪渐趋平息。宋十分了解张学良的性格和为人，自然也清楚张蒋在“剿”共与抗日问题上的分歧。她认为张学良电文所云：“大义当前，学良不忍以私害公，暂请介公留住西安，妥为保护，促其反省，决不妄加危害”等语，是发自内心的真实话。宋更清楚蒋张私交很深，加上她和张学良的多年交情，张学良决不会加害于蒋。换言之，蒋介石时下并无生命之虞。但是，如果南京政府出兵讨伐，激化矛盾，事情就复杂了。她当即给张发去回电，电文如下： 西安张副司令汉卿兄勋鉴：奋密。 昨在沪上，惊悉西安兵变，即晚来京，接奉文电，深以为慰。吾兄肝胆照人，素所深佩，与介兄历共艰危，谊同手足。在沪未接电前，已知其必承吾兄维护，当决无他；来京获读尊电，具见爱友之赤诚，极为感慰。惟精诚团结，始足以御侮抗敌；沉着准备，乃足以制胜机先。介兄自九一八以来，居处不宁，全在于此。吾兄久共军机，素所深悉。凡吾兄有所建议，苟利国家，无不乐于采纳。介兄以地位关系，不得不加以慎重，藉避敌人耳目。吾兄贤明，当必深谅此意。我国为民主制，一切救国抗敌主张，当取公意。只要大多数认以为可，介兄个人，当亦从同。昨日之事，吾兄及所部将领，或疏于一时之情感，别具苦衷，不妨与介兄开诚协商，彼此相爱既深，当可无话不说。否则别生枝节，引起中外疑惧，不免为仇者所快，亲者所痛，想吾兄亦必计及于此。至如何安慰部曲，消弥事端，极赖荩筹。介兄一切起居，诸祈照拂，容当面谢，并盼随时电示一切为荷。蒋宋美龄叩。元。[4] 宋美龄清醒地认识到，这次事变“决非中国既往一般称兵作乱之叛变所可比拟；而其关于国际与外交者，尤有特殊之形势，倘处置失当，即酿成民国以来空前之战祸。”[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