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党内高层领导围绕着工作组的存废问题发生争论。这实质上是对进行“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和方法的争论。主要表现为对“乱”的不同看法，是要“天下大乱”与有领导、有限制、有秩序地开展运动的分歧。毛泽东是主张“乱”的。7月8日，他在给江青的信中说：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8月23日，他又在工作会议上说：主要问题是各地对所谓“乱”的问题采取什么方针。我的意见，乱它几个月，坚持相信大多数是好的，坏的是少数。没有省委也不要紧，还有地委、县委呢！……1967年夏季他在外地观察中说：“有些地方前一段好像很乱，其实那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阴谋在“乱中夺权”的林彪更是唯恐天下不乱，他和江青一伙勾结起来，到处制造社会动乱。8月8日，林彪来钓鱼台在中央文化革命小组讲话时公然宣称，要“弄得天翻地覆，轰轰烈烈，大风大浪，大搅大闹，这半年就要闹得资产阶级睡不着觉，无产阶级也睡不着觉”。他发表过自己的“乱子观”：“乱子有两重性，这是毛主席早就讲过，有好的一面，有坏的一面。不要只看坏的一面，看不到好的一面，坏的方面可以向好的方面转化。总的方面不可能出大乱子，我们的军队很巩固，我们的生产上升，一些学生、青年他们闹文化革命，能出得了什么乱子，是不可能出大乱子的。这就是我们对乱子这个问题的看法，这就是我们的乱子观。”而党中央的多数人及党的各级领导人对这场运动的目的、方法都没思想准备，更不能理解和听从中央文革小组支持和纵容的那些狂暴、极端的言行。他们主张保持各级党组织对运动的领导，对于已经普遍出现的混乱局面能够予以控制，对于正在泛滥开来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和狂暴的行动能有一定的约束。在以往历次政治运动中，党常用派工作组的方法加强领导，发动群众。因此，派工作组就被认为是维持党的领导和社会秩序所必须采取的措施，当时派工作组在组织上也是符合党的集体领导制度的。 “文化大革命”初期派工作组到一些单位领导运动，原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的决定，并且事先请示过在外地的毛泽东，征得了他的同意。中央文革小组不但没有表示异议，陈伯达还当了全国第一个工作组——中央派往人民日报社临时工作组组长。不久，这事却被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指责为镇压群众，破坏“文化大革命”，成为刘少奇下台的直接导火线。作为中央文章小组组长的陈伯达，在这事件上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他曾洋洋自得地说：“我是第一个工作组组长，又第一个提出撤销工作组！”这句脸皮厚的俏皮话，恰好道出他是一个出尔反尔的政客。 决定在“文化大革命”中派工作组，始于1966年5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经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及有关领导同志研究，决定由陈伯达率工作组去人民日报社，由河北省委书记张承先去北京大学。经报告毛泽东同意后，5月31日，陈伯达率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社。张承先于6月1日率工作组进驻北京大学。新华社于6月3日向全国作了报道。此后，北京和全国各地区陆续派出了工作组。 工作组受到各校大多数师生的欢迎，也遭到少数造反派的反对。江青和陈伯达、康生一伙这时乘机煽动，从中捣鬼，鼓吹“造反有理”、“打倒一切”，使群众在如何对待工作组的问题上，分成了两派，有些学校发生赶工作组的现象。这时毛泽东在派工作组问题的态度上有所改变。6月9日，他在杭州忽然对前去汇报运动情况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说：“派工作组太快了并不好，没有准备。不如让他乱一下，混战一场，情况清楚了再派。”实际上，这时需要派工作组的地方都已经派去了。 6月20日前后，北京高等院校驱赶工作组的风波达到高潮。 6月18日，北京大学发生了乱斗现象。全校有40多名党团干部、教师、学生被斗，工作组闻讯立即赶到现场加以制止。当晚，工作组长张承先向全校作了广播讲话。他说，避开工作组乱批乱斗的做法是有害于革命的行动。今天发生的事件本身就是一场复杂的阶级斗争。他号召大家擦亮眼睛，不要上坏人的当。并宣布了几项规定，如以后批斗人要经工作组批准等。工作组并把这一事件的发生和处理经过，写成简报上送中央。20日，刘少奇将北京大学工作组制止乱打乱斗事件的简报转发全国，认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果发生这种现象，都可参照北大的办法处理。”不少地方党委确实参照了北京大学工作组的办法，使乱批乱斗现象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但以后，转发简报这件事被江青等说成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事件。 6月20日，北京师范大学和北京地质学院都发生了造反派赶工作组的“六·二○”事件。针对北京地质学院造反派反工作组，国家经委第一副主任陶鲁笳、地质部副部长兼党委书记何长工指示工作组“要沉着顶住”。何长工等地质部、中央工交政治部负责人向师生讲话，批评少数人闹事、围攻工作组，指出工作组是革命的。 6月21日，清华大学也发生反对工作组的事件。这天，工程化学系20岁的学生蒯大富在一张大字报上写批语，大意是：现在，权在工作组手里，不代表我们，要再夺权。蒯大富在前几天就提出要赶走工作组，6月24日，清华造反派在工作组召开的群众大会上批判工作组。工作组长叶林讲话，指出：蒯大富要向工作组夺权，这是一种反革命行为。6月26日，广大师生员工在清华园举行了“拥护工作组”的示威游行。根据刘少奇的指示，清华工作组进行“反蒯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