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围绕“承认”新中国问题，即是否承认，以及在何时、何种条件下承认或不承认新中国，美国政府推出了鼓噪一时的“共同阵线”政策。美这一政策不仅涉及新中国与美初期关系，也涉及当时数十个西方国家的对华政策，因而对当时中美关系及新中国与西方国家关系均产生过影响。国内史学界在研究中美关系时，对美“共同阵线”政策虽多有涉及，但尚缺系统考察。本文拟以当时中美关系历史和冷战格局为总背景，回答这样几个问题：美“共同阵线”政策为何推出？何时推出？又如何贯彻？其实质内容与其所追求的政策目标是什么？以及结果如何？ 一 1949年春夏之交，中国内战结局日见明朗。中共军队继解放长江以北广大地域后，又于4月下旬强渡长江，夺取南京之后分兵东取沪杭、南取两广、西取川甘。中共替代国民党执掌全国政权已势在必然。中美关系的主体朝中共与美关系的总方向急剧过渡。如何适应中国内战结局和中美关系主体的质变，是否承认即将问世的中共新政权，以及何时承认，予以何种形式的承认，便提上美对华政策日程。这导致美推出有关承认新中国问题的“共同阵线”政策。 率先主张推行“共同阵线”政策的是当时美驻蒋政权大使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1949年4月29日，他从南京致电华盛顿，就美承认新中国问题发表意见，电文大意为：依据固有传统和公认的国际法标准，在承认问题上，是中共“处在被告席上”，美应推动“尽可能多的国家”，主要是北约、英联邦、拉美及东地中海各国，采取联合行动。5月初，司徒雷登又两电华盛顿，更明确建议：“基于策略原因”，美主动承认新中国“不明智”，应“等新政权迈出第一步”。为达此目的，最少要争取北约各国，尤其是争取美英法意四国一致支持。后两封电文还正式使用了“统一阵线(united front)这一提法。[1]综合这三封电文，在司徒雷登建议中的“共同阵线”政策，就有了大致轮廓。即在是否承认新中国问题上，美不应主动行动，应留待中共走“第一步”；同时美应推动西方各国与美联合行动，建立“统一阵线”（即“共同阵线”的原始提法）。 司徒雷登的建议立即得到华盛顿认可。5月6日，美国务卿艾奇逊依据司徒雷登之意，同时致电美驻中、英、法、意、比、葡、荷、加、澳等9国大使馆，表示国务院赞成司徒雷登建议，授权上述各处使馆官员就“共同阵线”问题与各驻在国政府会商。电文把司徒雷登建议中的“统一阵线”(United front)一词，改为“共同阵线”(common front)。此后，“共同阵线”便成为对这一政策的标准表述。关于“共同阵线”内容，艾奇逊概述为两点：(1)西方国家主动承认新中国或作出欢迎中共谋求承认的表示，都对西方国家没有好处；(2)西方国家应结成“共同阵线”。艾奇逊5月6日电表明美决策层正式接受了“共同阵线”政策并立即予以贯彻。 司徒雷登为何主张奉行“共同阵线”政策？华盛顿又为何作出积极反应？从相关各力量相互作用的观点考察，有两个因素值得强调：其一是美政策与中共政策的相互作用。其时美面对中国内战结局。正考虑如何从蒋政权这条沉船“脱身”，进而不得不认真考虑对新中国政策。当年2月问世的NSC34/2和41号文件提出，美对新中国的政策目标是“防止苏联为战略目的控制中国”，并规定相应的政治手段是与中国各方面维持“积极可行的官方接触”。艾奇逊据此指令司徒和驻华官员们“设法接近中共”，尽可能维持美在华外交存在。[2]美驻沈阳、北平等地的官员根据这一指示，先后与中共地方当局进行过不同层次的接触。南京易手后，司徒雷登未依惯例随接受国政策迁往临时新都，而是留驻南京并与中共方面秘密接触。这些做法分别被认为是美走向承认新政权的“第一步”，[3]或干脆被解释为是对新政权的“默示承认”。[4]综而观之，不论其动机如何，当时美决策人还不认为拒不承认新中国符合美国整体利益，还没有排除承认新中国的可能性。不过，美决策集团自上而下，都认定美承认新中国不是双方对等往来，而是美对新中国的“恩赐”及美在政治上与新中国讨价还价的“杠杆”。在获得满意条件前，美不打算轻易承认新中国。[5] 另一方面，基于中国长期受列强凌辱的痛苦历史，中共推出了民族独立至上的外交原则，具体执行时，便有“另起炉灶”，“打扫干净房间再请客”之说。[6]毛泽东明确提出新中国“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任何外国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的合法地位，不承认国民党时代一切卖国条约的存在，取消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开办的宣传机关”。[7]根据这些原则，中共不承认美驻蒋政权领事人员的官方地位，将其一概视为侨民。又基于对美反苏反共世界政策及其支蒋反共历史的认识，在承认问题上，中共的立场是不急于谋求美承认。毛泽东又说：“关于帝国主义对我们的承认问题，不但现在不应急于去解决，而且就是在全国胜利后的一个相当时期内，也不必急于去解决”。[8]中共决不会为取得美承认而放弃原则，迎合美方要求。于是，司徒雷登在南京以承认为“杠杆”，对中共进行的一系列政治试探，一一碰壁。 促使司徒雷登提议实行“共同阵线”政策的第二个因素，涉及美与其西方盟国的关系。在承认问题上，美与其盟国有明显分歧。早在3月19日，英国就向美表示，基于英在华拥有巨大商业利益及香港问题，英打算尽早承认新中国。[9]英联邦成员印度和澳大利亚也作过同样表示。司徒雷登担心英等率先承认新中国，会促成中共“以夷制夷”，破坏美“杠杆”战略，因而要求华盛顿采取措施，约束它们的行动，阻止它们“见利忘义”，因短期商业利益破坏美对华政策大计。[10]他留南京的基本意图之一，便是为协调西方各国对新中国的政策。[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