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法分类号 K262. 8 何干之在其《中国民主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一书中说到：“是谁给蒋介石以反革命的决心和力量呢？是帝国主义和大资产阶级，是帝国主义驻防上海的武装和它的分裂政策，是上海大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支援。于是，蒋介石就在帝国主义和大资产阶级的策动下，布置史无前例的反革命政变。”那么，上海资产阶级为什么会支持蒋上台呢？对于这一问题，笔者还未见有文专门的探讨。以往的著文都是侧重论述上海资产阶级与国民党政权的关系，其中多多少少会涉及到上海资产阶级支持蒋上台的原因，但都不全面。笔者认为全面、深入地研讨这个问题，对于我们全面总结第一次大革命失败的教训也是不无裨益的。 一 五卅运动以后，上海民族资产阶级在大革命风暴的推动下，接受了“废除不平等条约”和“打倒军阀”的口号，逐渐倾向革命。虞洽卿在1926年6月的一次讲演中声称：中国人民已决心取消不平等条约，不达目的不止，同时，对于阻害贸易的军阀政治，决不能置之不问。[1]包括一些上层资本家在内，许多人对北伐战争进行了实际的支援。但与此同时并在这之后不久，上海资产阶级为什么又从统一战线中分离出去转而支持蒋“清党”呢？ 首先要从他们所从属的阶级的矛盾性格上寻找原因。上海资产阶级在他们形成一个集团之前，由于他们存在着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相矛盾的一面，因而在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社会舞台上，“曾经表现过一定的反帝国主义和反官僚政府的积极性”。[2]他们参加了1905年的反美爱国运动和随后的收回路权、矿权的斗争。辛亥革命时，他们曾组织商团，“参加光复上海之役”。[3]可以说上海的独立是革命党人与上海商团共同浴血奋战的结果。但是，“由于他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软弱性，由于他们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并未完全断绝经济上的联系，所以，他们又没有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勇气”。[4]在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中，他们主张市面上的美货，经过总商会检查贴上印花后，即可出售。实际上使贩卖美货为合法的行为，公然破坏这一爱国行动。[5]在辛亥革命中，当上海商界纷纷要求将盛宣怀的官僚买办产业充公赔偿时，作为江浙资产阶级代表的陈其美却以沪军都督的名义，两次发布文电，反对没收盛氏产业和追查其罪状，说“现在没收私人财产，似未足以折该家属之心。”[6]辛亥革命后，随着经济的发展，民族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主义的联系也更加密切，更具有妥协性；但另一方面又因战后帝国主义侵略的新发展，使民族工业发展受挫，所以他们与帝国主义的冲突也进一步加剧，这就促使民族资产阶级进一步转向革命。五卅运动中，以总商会为代表的上海民族资产阶级在要求解决五卅事件，要求改造租界制度，取消领事裁判权、收回会审公廨，取消“四提案”等反帝斗争目标上，与工人、学生及其他市民群众是一致的，以此成为联合斗争的政治基础。从具体活动来说，上海总商会签署了罢市命令，对总罢市的迅速实现有重要作用；对经济绝交和抵制英日货斗争，其根本态度也是支持的，开市以后还进行了组织和倡导，促进了这项斗争的发展；特别是承担了募捐筹款的任务，从经济上支持了罢工斗争的持久进行。上海总商会从1925年6月到次年6月底，经收的募捐款，总计洋236万元，银43.3万两。[7]这笔巨款，是发放罢工工人生活费的最基本来源。以上这些是总商会在五卅运动中的主要活动内容，对上海乃至全国五卅运动的兴起和发展起了积极作用。但是，以总商会为代表的上海资产阶级在五卅运动中不像工人阶级和市民群众那样彻底和坚决，而是表现过动摇和妥协。例如，就“商界已先行开市”这点来说，纵然罢市对帝国主义的打击是很有限的，但总商会之所以决定开市，正是为了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减少他们的损失。据查，公共租界各马路因罢市损失合计银367.8万余两，又洋775.4万多元。[8]其中福建路计商号229家，共损失375899元，[9]平均每家商号达1700多元。特别是当土部局停电后，总商会和上海资产阶级为了自己眼前的经济利益进一步妥协，由热衷疏通栈货到鼓噪英日货通销，由尽力募捐援工到鼓动和斡旋复工，对五卅运动产生了消极的作用。 纵观民主革命时期民族资产阶级在历次反帝爱国运动中的态度，似乎带有一个规律性的变化；运动的初期他们都能热情支持并参加，但最终的结果都以妥协而告结束。不难理解，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所生存的环境是一个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他们基于自身的经济利益，同外来的侵略和压迫，是始终处于对抗地位的，所以在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上会参加到反帝统一战线中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因为暂时没有外国竞争者，所以上海资本家们能够扩展到原先为外国势力所支配的制造业和现代银行业中去。到了1924年，由于外国竞争势力卷土重来而结束了中国资本家的‘黄金时代’。由此而产生的对中国工业家们的经济危机，使他们敏锐地意识到外国经济势力的侵入是可恨的。中国资本家面对着的，不仅是那种因通商条约规定的只纳百分之五关税的进口货物的竞争，[10]而且还面对着那些外国人在华开办的工业的竞争。外国人在华开办的工业比中国人自己的企业拥有较雄厚的投资和较高超的技术条件”。[11]当然，由于帝国主义是有种种特权以及在资金、设备、技术、能源、原料等方面的明显优势，上海民族资产阶级又不得不依赖帝国主义。以工业原料为例，“除榨油业之大豆，国产差堪自给外，余则几无一业能完全脱离舶来原料而独立者”。[12]能源供应对外依赖性也很大，上海的工业用煤，主要依靠进口。[13]这样当然要受制于人。这是上海资产阶级在运动中支援和妥协的根本原因。 历史发展到20世纪20年代，代表工人阶级的中国共产党诞生了。在国共合作、工农群众运动迅速高涨的形势下，民族资产阶级的双重矛盾性格表现得最为明显。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就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引用了北京《晨报》上的两句话，刻画出这个阶级的矛盾惶遽状态：“举起你的左手打倒帝国主义，举起你的右手打倒共产党。”他们对北伐的态度正是这样。北伐的目的是为了打倒封建军阀，打倒帝国主义列强，统一全中国。因此他们同情北伐，支持北伐。但是当北伐就要成功，工农运动蓬勃兴起，革命向纵深阶段发展之时，他们又退缩了。资产阶级是依靠资本剥削而生存的阶级，它不能容忍影响资本剥削、危及自身经济利益的工人运动。而当时的工人运动都是靠共产党来领导的，自然他们就把满腔的怨气往共产党身上发泄。 被工人运动力量吓破了胆的上海资本家，这时便狂乱地寻找国民政府中右翼势力结盟。在1927年3月底，蒋正处于与武汉国民政府左派分裂过程中，并着手在南京建立他的反动政权，所以“蒋介石表现出了他是上海资本家天然盟友的样子”。[14]蒋早年就在上海活动过，与上海资产阶级的头面人物有着很深的历史渊源关系。这一点，其它著文大都有介绍，此不赘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