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李荣先生将晋语从官话中分立出来并将其独立为汉语十大方言区之一，此后30余年来，晋语研究持续升温，高潮迭现，新见频出，尤其是晋语语音研究一直是晋语研究的热点。扼塞的地理地貌，封闭的语言环境，稳定的人口因素，显现出晋语语音与周边官话的明显不同，形成了晋语语音与官话语音的非同步发展。通过几十年来对晋语语音的深入研究，我们发现，晋语语音比北方其他方言更为古老，特点更为突出。晋语语音研究的大量成果对确立晋语在北方官话中的地位、揭示晋语在北方官话中的突出特点有着十分重要的奠基作用。挖掘这种作用十分必要，然而还远远不够。我们必须慎重思考：如此丰硕的晋语语音研究成果，究竟能为汉语音韵学研究提供多少有重要价值的材料？究竟能为汉语语音史研究做出哪些重要的贡献？鉴于此，我们近年开展了这方面的系列研究，并已陆续发表《论晋语语音研究在汉语音韵学中的重要价值》[1]和《再论晋语语音研究在汉语音韵学中的重要价值》[2]，重点揭示了六大贡献：一、晋语语音研究为汉语音韵学的研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音变材料；二、晋语语音史研究模式引领了汉语方言语音史研究的发展方向；三、晋语语音史研究挖掘出北方官话语音史中的若干细节；四、晋语语音史研究的实践为汉语音韵学研究提供了众多关键的文献依据；五、晋语语音史研究为汉语音韵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音变线索；六、晋语语音史研究为汉语音韵学、汉语语音史研究提供了可贵的方法论依据。本文是前两篇的续篇，将进一步揭示：一、晋语语音研究有助于补足汉语语音发展史中断裂的链条；二、晋语丰富的语音现象全景式地展示了汉语重要音变现象的演变轨迹；三、晋语丰富的稳定的语音现象为唐五代宋西北方音的重建提供了可能。 一、晋语语音研究有助于补足汉语语音发展史中断裂的链条 传统音韵学研究最大的特点是着眼于书面材料，从书面材料的分析中厘清语音发展的脉络，对地域空间的方言差异在汉语音韵学研究中的重要价值重视不够[3]。音韵学研究若仅拘囿于有限的书面材料，必然会因材料的不足或遗失而导致语音演变链条的断裂，许多距今久远的上古音、中古音甚至近代音都无从得知，更无从考证。因此，研究汉语语音发展史既要注重书面历史文献材料，又要重视活态方言材料。二者的结合，即“历史文献考证法”与“历史比较法”结合，才是建立汉语语音史、方言语音史的最佳方法[4]。晋语作为黄河流域、黄土高原上一支古老的相对封闭的方言，保存了较多古代不同时期的语音特点，残存着大量的古音遗迹，官话中已经消亡的某些语音特点在晋语中仍有迹可循，堪称“语言演化的‘活化石’”[5]。因此，晋语的语音特点往往可以补足汉语语音发展史中断裂的链条，对汉语音韵学研究具有重要的辅助作用。 中古见系字在细音前腭化的历史一直是音韵学中悬而未决的问题。罗常培（1961）曾根据《大乘中宗见解》中以牙音k’yin对译穿母“称”字的文献材料推测，此现象是溪母腭化的历史遗迹，是牙音发生腭化的早期记录[6]。绍荣芬（1963）认为，在敦煌俗文学中是有一些精系、知系和见系互注的现象，但是不能仅仅凭借个别特例就做出断言[7]。乔全生（2008）认为《大乘中宗见解》中的上述现象，说明牙音确实已经走出了腭化的第一步[8]；其判断不仅基于文献中所反映的语言事实，更关键的是得到今方言的支持。因此，见系字腭化的历史若单从历史文献材料来看是难以解决的。乔全生致力于挖掘晋语中见系字早期腭化的语音现象，从山西方言讨论古见系字在细音前腭化的历史，从“孩——厮”的完整语音演变链中可以推测出见系字在细音前腭化的全过程。“孩”（一等韵字）在今山西临县方言中读
，而在今洪洞方言中读
，一般写作“厮”，表示“男孩”义。但是，据历史文献记载，“厮”并无指“男孩”的义项，因此“厮”绝非本字，只是同音替代字，根据已有文献，我们无从得知“厮”的本字究竟是什么，更无法推断见系字发生腭化的整个历史过程。然而，通过晋语中的古音遗迹，即晋语中见组字早期腭化的现象，我们可以做出一定的推断。从晋语语音演变规律出发，可知晋语中
仅有两个来源，分别是止开三的精组、知系字和止蟹摄的见系字。根据文献记载，我们可以把第一来源排除，再者见组并不具有读
的可能，故其来源只能锁定到晓组。结合今晋语中临县等方言中“孩”读
这条线索，可建立
与
两者之间的相互联系，舌面元音[i]不断发生高化演变为舌尖元音
，而舌面前
声母随着元音[i]的舌尖化而发生了同化，舌尖化为[s]。故据晋语中活的方言材料，可以得出“厮”的本字即为“孩”，其演变顺序如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