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不仅包括科技和工业等方面的变革，也包括政治上由专制向民主化的变革。而政治的民主化又与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等观念的传播分不开。20世纪初，“庚款留美”的知识分子在传播民主、法制等现代政治观念过程中所起的先导性作用，值得肯定。 一 自1909年美国决定退还部分“庚款”实行退款办学以后，留美的中国学生人数逐渐增多。这些学生都是经过较为严格的挑选和训练后直接进入美国的大学学习的。按中国与美国的商定，当时庚款留美的学生，80%的人要学习理工农医专业，20%学习社会科学。自西方侵入中国以后，随着中国人对西方了解的深入，许多知识分子也逐渐认识到，中国不但要学习西方的技术，更要学习西方的政治和社会制度。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庚款留美学生开始学习美国的政治理论和制度。 这些学生在美国学习期间，为寻求救国之术，有的人专攻政治学，直接学习和了解西方的政治理论及政治制度。如胡适在1910年通过了庚款考试，为不辜负家中的期望及节省钱赡养寡母，他进了不收取学费的康乃尔大学农科。然而他的兴趣不在这里，不久就弃农学文。当时国内辛亥革命的爆发、清政府的垮台以及中华民国的建立，使在美国的胡适十分兴奋。他多次作有关中国革命和共和政府的公开演讲，向美国听众介绍在中国发生的事情。他的哥哥胡绍之也给他来信，鼓励他“以文学发挥政治之真理，其功速而大”[1]。转修文学和哲学的胡适，实际上对美国政治也抱有浓厚的兴趣。他选修“美国政府和政党”的课程，旁听美国教授们代表民主党和进步党的辩论会，积极参与留美期间的两次美国总统大选及多次政治集会。他对社会政治团体和社会政治活动也十分热衷，参加了由留美中国学生成立的“政治研究会”，当选过康乃尔大学世界学生会会长，作过70多场政治性演说。通过参加各种政治性活动，胡适不仅广泛地了解了美国的民主政治制度，也加强自我政治训练，熟悉了美国民主政治运作的程序。胡适自认为他已经“对美国的政治相当熟悉”[2]。 更多的庚款留美学生则是因他们较长时间在美国的生活，故能对西方的政治制度和政治观念有比较深入的观察和理解。虽然大多数庚款留美学生以自然科学为主攻科目，但仍然要学一些社会科学方面的课程，并对美国社会进行多方面的接触。除各门课程的学习外，他们还组织了各种形式的社团，如中英语演讲会、辩论会、音乐会以及到各地观光考察等，通过各种方式学习语言，观察美国社会，了解美国的政情、民情。如赵元任在繁重的学习之余，还喜欢参加各种活动，他是数学会社、哲学会社、中国学生会、世界学生会社的积极分子。1926年到美国去的任之恭，先后攻读电机工程和物理学，并于1931年在哈佛大学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他后来回忆在美国的学习生活时说：“我在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持续读了七年书，这使我第一次直接接触西方文化。来自一个有丰富文化遗产而社会和政治结构却极其脆弱的国家，我对西方的哲学和政治制度特别感兴趣。‘五四运动’之后，我在中国听到许多这方面的事情，来美国后，我被实际亲眼看到的关于社会与政治的观念深深地感动了。我钦佩大多数民主理想与制度、司法体制和美国政府的预算平衡结构——这个国家最好地体现了林肯著名的宣言所说的‘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的各个方面。”[3]对西方的民主制度抱有好感并认为这些制度可以在中国实行，这是当时留美学生的普遍看法。 庚款留美学生虽身在国外，但对国内的政治仍给予极大的关注。竺可桢是1910年利用庚款赴美留学的。他到美国后的第二年即1911年，中国国内就发生了武昌起义。竺可桢和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们虽然课程繁重，但仍注意来自祖国的消息，关心这场革命的前途。竺可桢认为，当时中国应尽快确定共和政体，实现统一，以免列强趁机分裂中国领土[4]。留居美国各地的学生们或联名或以学生会名义向国内发电，要求革命领袖人物尽快建立统一的共和政府。一直到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他们关心国内革命的心才算安定下来。1919年1月中国派出代表，以战胜国的身份出席巴黎和会，然而中国代表向会上提出的取消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取消日本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以及归还由日本强占去的原为战败国德国在山东的各种特权等合理要求竟遭到拒绝。消息传到美国，激起了留学生们极大的愤怒。当时正在专心致志撰写博士论文的庚款留美学生茅以升毅然扔下笔，组织留学生运动，声援国内人民的斗争。茅以升是匹兹堡中国留学生会副会长。在声援运动中，他亲自撰写文章和宣传小册子，编写京剧、话剧，起草“抗议声明”，积极配合国内的“五四”运动。 庚款留美学生正是通过以上不同途径直接和间接地感触到了美国的民主政治制度，并对此有着程度不同的认识和理解。由于他们始终关心着国内的政治形势，希望祖国能够实现民主制度，从此强大起来，所以当他们回国后，面对当时中国北洋军阀、国民党专制独裁的政治现实时，他们在美国所接受的西方政治理论和观念，就成为批判当时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专制独裁、要求在中国建立民主制度的理论和行动依据。 二 归国的庚款留美学者在反对专制独裁统治、传播民主政治观念以及从事民主运动的活动，大体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时期是从“五四”时期到1927年。 首先，在这一时期中，庚款留美学者在批判封建思想、提倡民主和科学的新文化运动中起了重要作用。辛亥革命前，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们也曾介绍和宣传过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反对封建专制制度，但这一启蒙运动进行得并不彻底，这成为辛亥革命后袁世凯复辟帝制和封建主义泛滥的一个重要原因。1915年以陈独秀为首的民主主义知识分子打起民主与科学的大旗，对两千多年来封建主义的伦理道德和观念进行了激烈的批判，吸引了大量进步青年包括许多留学生投入这场斗争。当时正在美国留学的胡适成为这场斗争的先锋。 胡适留美期间，关心国内的政治形势，积极响应国内兴起的新文化运动。他著文支持共和，反对封建专制，揭露和抨击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活动[5]。1916年，他写信给陈独秀，首次提出文学革命问题，向中国传统的封建文化以及束缚人们思想、阻碍新文化传播的文言文发起攻击。1917年1月，他将文学革命的主张以《文学改良刍议》为题发表在《新青年》杂志第2卷5号上。文中提出了对文学改革的八项主张：须言之有物；不模仿古人；须讲求文法；不作无病之呻吟；务去烂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6]。此论一出，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等人纷纷著文响应，由此形成了对中国旧文学、旧文化的一场伟大的革命。以后，胡适为实践他的文学革命的主张，在《新青年》杂志上不断发表白话短篇小说和独幕剧等。他的作品被视为新思潮及白话文的范本，备受社会各界的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