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中国共产党逐步形成了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这个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人民克服“左”倾指导思想的重重干扰，顺利完成了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在总结我国以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曲折发展的历史经验基础上，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开创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于危难之中，挽救了党，挽救了社会主义，深受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拥戴。正如后来邓小平与两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所指出：“因为我们搞了改革开放，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路线，而且真正干出了实绩。”“对我们这个集体，人民基本上是满意的。”[1] 本文拟对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形成的特点，从如下两个方面进行初步探讨。 一、在解决思想、政治和组织路线中奠定坚实的基础 打倒“四人帮”后，“文化大革命”虽告结束，但十年动乱所留下的思想、政治和各种社会问题堆积如山，党和国家的工作仍然徘徊难前。思想理论上，还处于严重的混乱状态，教条主义盛行，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猖獗，“左”的指导思想仍然没有根本改变，不少干部群众思想还十分僵化；政治上，由于揭批“四人帮”斗争的需要和巨大的历史惯力，人们仍然把兴奋点聚焦在“革命”之上，阶级斗争仍然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主旋律，各种政治观点、政治态度、政治主张沸沸扬扬，明暗交错；组织上，一些党政机关的权力仍然掌握在帮派分子手中，部分地区和部门的动乱尚未停止，各级组织亟需整顿。 中国向何处去？这是摆在党中央面前一个亟待回答的问题。要解决这个历史课题，首先必须建立领导中国第二次革命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但正确形成新的中央领导集体，首要的是使党的思想、政治和组织路线回到马克思主义的轨道上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正是从解决这个问题入手，并在解决这个问题的过程中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两条根本对立的思想路线的较量 华国锋虽然在粉碎“四人帮”斗争中有功，也试图结束“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混乱，但他没有从根本上认清“文化大革命”的问题，特别没有认识到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提出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并在实践中极力推行。1976年10月6日，华国锋在听取宣传口负责人汇报之后指出：凡是毛泽东主席讲过的，点过头的，都不要批评。1977年1月7日，在华国锋要求为其准备的讲话提纲中把这个基本思想进一步表述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定，我们都坚决拥护，不能违反；凡是损害毛主席的言行，我们都必须坚决制止，不能容忍。”随后，他又指示其写作班子，将这一段话加以理论概括和文字修饰，于2月7日经汪东兴决定，报华国锋批准，《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了《学好文件抓好纲》的社论，形成了“凡是毛主席的决定，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两个凡是”的典型表述，并将此作为抓纲治国的指导方针。 华国锋提出和推行“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其直接目的是阻挠人们要求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和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但就其实质而言，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毛泽东的言论及其各项指示采取教条主义态度，用“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那套“左”的指导思想来指导新时期的工作。 1977年底，中央党校1000多名中高级干部学员，在研究“文化大革命”以来党的历史问题时，提出了一系列疑问。当时在党校主持日常工作的副校长胡耀邦表示：解放思想嘛，可以放开讨论。并指示要坚持如下两条原则：一是以实践为检验真理、分辨路线是非的标准，实事求是地研究；二是完整准确地理解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学员在讨论中表现得相当活跃。1978年5月10日，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发表了经胡耀邦亲自审定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5月11日、12日，《光明日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先后转载。一时间，在全国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中引起强烈反响。 由于文章从理论上击中了“两个凡是”的要害，汪东兴等人作出强烈反应。《人民日报》在转载文章的当天，就接到电话，说文章犯了方向性错误，理论上是错误的，政治上问题更大。少数人乘机起哄，对文章大肆攻击。华国锋指示中宣部和一些省市负责人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不表态”，“不介入”。5月17日，汪东兴在一次小会上指责这篇文章“实际上是把矛头指向主席思想。我们党报不能这么干。”并责问，“这是哪个中央的意见？！”同时，他批评新闻单位不是“高举毛主席的旗帜”，斥责刊登这篇文章的负责人没有党性，提出要查一查，接受教训，统一认识，下不为例。宣传部长张平化，也在有关会议上讲话，说新华社发了也不是定论，要提高鉴别力，不要随风转。除此，他们对积极参加讨论的人，进行粗暴地批评，极力维护“两个凡是”的“左”的指导思想，极力维护错误的思想路线。 其实，“两个凡是”一提出，就受到了党员和广大干部群众的批评与抵制。“两报一刊”发表关于“两个凡是”的社论之后的当晚，就有许多人纷纷打电话责问报社，为什么要登载《学好文件抓好纲》这种社论；中央宣传口负责人耿飚也同时表示不满说：如果按照“两个凡是”的方针，那就什么也办不成了。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陈云、王震在小组会公开提出请邓小平出来工作，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以抵制“两个凡是”并对华国锋的错误进行公开批评。叶剑英、李先念、聂荣臻、徐向前等一大批老同志，也大力宣传毛泽东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批评“两个凡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