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指出：“中国革命战争——不论是国内战争或民族战争，是在中国的特殊环境之内进行的，比较一般的战争，一般的革命战争，又有它的特殊的情形和特殊的性质。因此，在一般战争和一般革命战争的规律之外，又有它的一些特殊规律。”[1]这些特殊规律主要有：由农村包围城市，夺取全国政权是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围剿和反围剿是内战的主要形式等等。但在中国民主革命战争史上，反动的独裁的军队中部分官兵在觉悟以后，或举行起义，或接受改编，或投诚反正，或自愿成为俘虏，站到人民一边，成为人民的进步的军队，这也是一个重要特殊规律。对于这个规律，毛泽东没有作专门的系统论述，目前学术界也无人涉及。本文不揣冒昧，拟对此作一粗浅探讨。 一、这一规律的提出 战争是不同阶级或集团解决政治争端和利益冲突的一种最高表现形式。战争的主体即交战双方的军队，代表不同的阶级利益或民族利益，成为两种截然相反的军队。在中国民主革命战争中，一类军队是封建的独裁的或外敌入侵的军队，另一类是民主的人民的或民族解放的军队。它们在社会发展中充当了不同的角色。反动的独裁的军队一时可以耀武扬威、专横跋扈，却受到人民的痛恨和反抗，逃脱不了灭亡的命运；民主的人民的或民族解放的军队虽暂时处于劣势，但由于它的进步性而被人民所拥护，最后一定胜利。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朱德深刻地指出，反动的独裁的军队的“很多官兵有觉悟以后，就必然脱离帝国主义与封建独裁者，拒绝做他们的工具，而站到人民方面来。这个规律在推翻清朝的辛亥革命中是如此，在护国讨袁的战争中是如此，在反对北洋军阀的北伐战争中是如此，在大革命失败后的十年内战中是如此，在八年抗战中是如此，在今天的独立、和平、民主与卖国、独裁、内战两条战线中更是如此。”[2]在这里，朱德首先明确提出了这一规律。 其实，毛泽东、刘伯承对这个规律也有一定论述。1928年11月，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谈到红色政权处于革命低潮时说：“和敌军打仗，不论那一军都要硬打，没有什么敌军内部的倒戈或暴动。……我们深深感觉寂寞，我们时刻盼望这种寂寞的生活的终了。”[3]毛泽东已注意到，虽然红色武装暂时处于劣势，但是它的革命目标终将会唤起敌军内部有觉悟的官兵，他们觉悟后就出现倒戈或暴动，壮大人民的武装力量。这是进步的红色武装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刘伯承在中共六大作军事补充报告时也指出：“兵士暴动之进一步发展与农民斗争贯串一起，必然使军阀制度趋于崩溃。”[4]这表明军阀阵营中的士兵起义不仅有可能，而且在瓦解军阀制度时成为一种必然。刘伯承所讲的这种必然，实际上就是规律性。 对于这个规律，中共中央的文献里也有多次记载。1945年10月30日，高树勋在邯郸起义，将国民党新八军及一纵队1万多人改编为民主建国军。中共中央在《中央关于扩大邯郸起义宣传的指示》中指出：“邯郸起义在目前时局中，是具有全国意义和一般性质的重大事件。”[5]这里把高树勋起义当作一般性质的事件，说明它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不是个别的而是一般的，不是现象的而是本质的。高树勋起义后，国民党军队中不断地有起义、投诚，他们弃暗投明，倒向了人民一边。1947年，中共分析了蒋介石军事上的五大弱点，发表新华社记者的评论文章，文章说：“尽管蒋介石一再大声疾呼：‘明责任守纪律’，但如高树勋、潘朔端、郝鹏举、洗盛楷、刘善本、王海清等那样，或举行反内战起义，或领导士兵放下武器的正义行动，正在一天天增多。”[6]正是在这一规律的影响下，“许多地方保安部队甚至正规部队纷纷‘哗变’，农民武装越剿越多。星星之火，快要达到燎原之程度。”[7]这一规律不仅表现在解放战争中，而且表现在历次民主革命战争中。 二、这一规律已被中国民主革命战争所证明 二十世纪上半叶是中国人民进行民主革命、民族解放的世纪。无论是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战争，还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战争，都存在着这一客观规律。 辛亥革命是中国资产阶级领导的一次民主革命。有人曾把辛亥革命称作士兵起义或新军起义，形象地说明了旧军队产生分化并转向人民的必然性。在这次革命战争中，革命军队的主要来源是清政府编练和统治的新军。这些近代新军本来是清政府统治的武装力量，而其中一部分官兵追求民主、反对独裁，拒绝做封建统治的工具，站到人民的革命的一边。辛亥革命在武昌首义，就是湖北新军在共进会和文学社的进步影响下，逐步觉悟起来把枪口对准封建政府的。率先举起义旗的是张彪的清军第八镇工程八营、炮八标和黎元洪的清军第二十一协的工兵队和辎重兵。湖南清军第二十五协一标二标炮马工程辎重各队行军首先响应，并派出第一师第一标刘玉堂部，第二师第二标甘兴典部，独立第九标刘耀武部奔赴武汉，增援革命。随后陕西、江西、山西、云南各地军队揭竿而起，加入革命军行列。这些省份的起义主力都是新军。在以上海为中心的东南各省反清斗争中，新军发挥了重要作用，西南、华南各省的独立光复斗争中，新军积极响应。据统计，当时清政府新军共241000人，其中南方各地新军95000人差不多都举起了义旗，站到人民一边，成为革命党人所掌握的军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