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从根本上讲是一场政治运动，其核心问题是政治性的矛盾——党内斗争，但是一些复杂激烈的冲突也反映了社会性的矛盾。以往党史学界对“文化大革命”的研究多集中于党内思想和政治斗争问题，而对于运动中的社会性矛盾很少涉及。本文试就“文化大革命”中的社会性矛盾作一些初步的观察和探讨。鉴于“文化大革命”中社会性矛盾的充分表现集中于前3年，本文主要考察1966年至1969年的历史事实。 一、知识分子问题与社会矛盾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对文化教育界和知识分子状况的强烈不满。“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整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炮打所谓党内“资产阶级司令部”，而仅次于此的就是文化教育界的斗争，即在知识分子中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进行文化教育等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强化执政党在这些领域的领导。这是“文化大革命”的第二位重要的任务，即中共中央“十六条”规定的“一斗、二批、三改”中的后两项任务。这方面内容，不仅是政治斗争，而且在相当程度上展现了带有社会性的矛盾即领导层与知识分子的矛盾。 知识分子是一个具有独特社会地位和作用的重要社会群体或者阶层。知识分子与领导层、与工农体力劳动者之间存在着差异和矛盾。通常所说的知识分子问题无疑是带有社会性的问题。在“文化大革命”前，党内主导的思想是认为知识分子在世界观上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他们中的绝大部分还不能说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意味着，在进行经济建设和发展科学文化方面，注意发挥知识分子的积极性，而在政治方面，并未予以信任。党政领导，特别是地方和基层领导，通常是在强调经济建设时，注意团结知识分子，在政治运动来临的时候，着重对知识分子进行审查、批判和改造。基本的事实是，批评领导人往往要冒严重的政治危险，而批判或伤害知识分子则很少承担实际责任。现实助长了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宁左勿右”的认识和作法。就整体而言，领导层基本能够，甚至乐于接受毛泽东对知识分子问题的“左”的错误估计，在对知识分子问题的认识和作法上不存在严重的分歧。 在毛泽东关于反修防修、巩固政权的战略思考当中，知识分子问题占有重要的地位。1956年匈牙利事件以后，毛泽东一方面重视反对拉科西那样的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者，另一方面警惕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敌对势力。官僚主义造成人民的不满，不同政见知识分子的宣传鼓动和组织，以及其他方面的原因，则足以使人民群众的不满发展成颠覆政权的政治力量。至少从1957年以后，这两个主题在中国的政治运动中交织出现。1957年春夏，政治风向由重点整顿党内官僚主义开始，以反对资产阶级右派（主要在党外，多为知识分子）告终；而1966年“文化大革命”则是一斗“党内走资派”，二批“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矛头所向，不外这两者。 领导层与知识分子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群众运动中远非同舟共济的不同命运，说明了二者的差异和矛盾状态，耐人寻味。在“文化大革命”的最初两三个月，1966年5月至7月，除了文教界和北京市委以外，中央和地方绝大多数党政领导干部处于领导地位，而知识分子则是被批评和批判的重点对象之一。当时，运动被普遍理解为文化教育界的革命，主要打击文教领域少数领导人和知识分子。在这段时间，党政各级主要领导人主持了对大批知识分子和部分文教界领导（多为知识分子出身）的揭发、批判和斗争[1]，很多人还表现出某种程度的积极性。与地方和基层领导的态度相关，一批工农兵模范人物、先进分子也被发动起来进行大批判。运动的态势近似1957年反右派斗争和“文化大革命”前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此时，领导层大多没有理解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意图，未发生严重的对抗，而是按照自己理解的方式，领导“文化”的革命。联系长期以来党内“左”的指导思想的发展以及领导层对知识分子的普遍看法，这种现象不难理解。 同年8月至9月，大批知识分子和文教界领导人受到红卫兵的粗暴凌辱和残酷伤害，却很少得到领导方面即当权派的有效保护。此时，大部分地方和基层党政领导人虽然仍然处于领导地位，可以影响多数派群众，但已经感到了政治的压力。中共中央的“十六条”指责很多干部对运动的领导很不理解，很不得力；少数派学生也向党政领导挑战。在风云莫测的政治风浪中，不少领导人力图跟上形势，摆脱被动，而不愿为保护政治上不那么可靠的知识分子承担风险。 1966年10月以后，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扭转了运动的方向，领导层和知识分子的处境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运动的矛头集中指向党内“当权派”，由此，当权派人人自危，朝不保夕，而众多知识分子却得以暂时逃避巨大的政治压迫，不少人还得到了“革命群众”的名分。其中一些人“逍遥”于运动之外，很多青年和中年知识分子则变被动为主动，参加了群众组织，批判斗争那些曾经在政治上或多或少冷落、压抑或者伤害过他们的当权派。对学术权威的批判也一度被搁置一旁。当然，文教界领导人的处境因其当权派身分而依然如故。 知识分子处境的相对宽松只是“文化大革命”的领导者调整政策，发动广泛的社会力量集中打击主要斗争目标——党内“走资派”的暂时结果。在当权派的阻力被冲垮，批斗“走资派”形成大气候以后，从1967年夏季起，再度强调批判学术权威，只是其地位次于对“走资派”的批判。1968年以后，在逐步开展的“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等运动中，大批领导干部和知识分子被无辜地扣上“叛徒”、“特务”、“阶级异己分子”、“国民党残渣余孽”等政治帽子。同年夏秋，批判的矛头扩大到几乎整个知识分子群体。不仅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而且新中国培养的知识分子，包括那些曾经叱咤风云但已经令毛泽东失望的红卫兵大学生，也成了“从旧学校培养的”知识分子，需要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2]。1966年发动群众时还曾见诸报端的“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小将”之类赞誉消失了，代之以放下知识分子“臭架子”，“老老实实、恭恭敬敬”接受工农兵再教育的宣传。知识分子的社会形象被丑化，知识分子从此自嘲为“臭老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