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军队敌后游击战的研究，近几年才刚刚起步。现有的几篇文章，主要是全面地介绍其发展情况，而一些具体的问题，尚有必要进行更深入的探讨。本文拟讨论三个问题：一是国民党何时决定采用游击战；二是抗战防御阶段中国民党军队游击战的发展情况；三是国民党游击战思想的主要特征。 一 游击战最初决策于何时 论者一般以1937年冬汉口军事会议上蒋介石采纳白崇禧关于开展游击战的建议，为国民党军决定采用游击战的开始。[1]这种看法并不十分准确。事实上在此之前，蒋介石已经注意到游击战的应用。 七七事变之后，1937年7月31日，蒋电令察哈尔省主席刘汝明，告以平津失陷，须在敌后破坏铁路，扰乱敌人。[2]1937年8月2日，蒋指示参谋本部：“对于各地敌军后方预先编组别动队，散伏便衣队于社会”，对敌人进行欺骗与破坏活动。[3]9月15日，蒋指示甘省代主席贺耀祖组织宁青与绥远部队“游击阻敌”。[4]这些材料，证明蒋介石在抗战初发之际已经注意到游击战的运用。他把游击战看作是牵制消耗敌人，保存自身战斗力，维持持久战的一种手段。他在11月7日的日记中写到：“保存战斗力，持久抗战，与消耗战斗力，维持一时体面，两相比较，当以前者为重也。此时，各战区应发动游击战，使敌于占领地区疲于奔命也。”[5]他这种思想，在另一份电文中也有体现，他写到：“以后作战，应多用柔性游击战。避实击虚，务保持战斗持久力为要。”[6] 可以断定，在汉口会议之前，蒋介石已经开始命令有关人员准备发动游击战了。实况如蒋纬国主编的战史所写：“抗战初起，军委已叠令各战区重视游击战。当日军进攻时，扰其侧翼与后方，破坏交通；敌人占领后，主力转移，亦留置部队于敌后游击。”[7]在汉口会议决定于山西加强兵力、开展游击之前，最早沦陷的河北已经开始了游击战。第一战区的主力于1937年9月调往晋东，乃于河北留置游击部队，委吕正操为独立第一游击支队司令，李福和为独立第二游击支队司令，孙殿英为冀西游击司令，军委会又任命张荫梧为河北民团总指挥。[8] 其实，早在全面抗战爆发以前，国民党已经考虑采用游击战作为抗日的手段。1937年3月定稿的1937年度国防作战计划中之“作战指导要领”明文规定：“作战期间，应有专门机关指导民众，组织义勇军并别动队，采游击战术，以牵制敌军，并扰乱其后方。”[9]国民党能够较早注意到游击战的运用并不奇怪。中日两国交恶已久，非一战不能解决问题。有见识的国人早已在思考抵御日本侵略的良策。在敌强我弱、敌攻我守、敌小我大的局面下，游击战是一种必然的选择，许多人的著作言论中均提出过这一点。 只是，在抗战之初，敌人的进攻强劲，国民党主要集中兵力进行正面抵抗，而且沦陷区不是十分广大，游击战自然受到限制，不十分引人注目。我们无妨把汉口会议看做是国民党进一步重视游击战的标志，但不应忽视游击战思想最初的渊源。 二 抗战防御阶段中国民党军的游击战 国民党正式把游击战提高到战略高度加以重视是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后的事。这之前，国民党军虽也开展了游击战，但为论者所忽视，现有诸文均言之寥寥带过。[10]下文试图简述一下这一时期国民党军开展游击战的情况。 至南岳军事会议宣布进入第二期抗战为止，国民党军在敌后已有正规军近30个师，约30万人，另有地方武装30万人，数量相当可观。这些部队主要活动于豫北、冀南、冀中、山西太行山区、冀察、鲁西北、鲁南沂蒙山区、苏北和苏浙赣交界处靠近交通线的山区。下面分战区介绍国民党军游击战的发展情况。 第二战区。本区是国民党游击战最重要、最活跃的地区。太原失守后，汉口军事会议命令第二战区的部队在山西展开游击战。主力有杨爱源之第六集团军，赵承绶之第七集团军，孙楚之第八集团军，王靖国之第十三集团军，共合八个军。另有共产党之第十八集团军。实力相当雄厚。 1937年12月下旬，战区拟定游击指导方案，将山西划为七个游击区，分别指定游击方向。1938年2月上旬至3月上旬，国民党军反击太原失败。军委会于3月上旬电令：“分区向山地转进，全面游击，长期抗战。”[11]战区长官奉命后布置如下：东路军，朱德率八路军建立太行山根据地；南路军，卫立煌指挥第十四、十五、十七、十九、六十一军及第八十五师，在中条山吕梁山建立根据地，“并竭力袭击同蒲路之敌”；北路军，傅作义指挥第三十五军、第七十一师及骑兵第一、二军，在太原、雁门、大同以西山地建立根据地，并威胁敌同蒲路北段；第九军及第六十六师为游击总预备队，控置于大宁、河津附近。[12]游击战于是全面展开了。需要说明的是，共产党的八路军及在南方的新四军的游击展开，最初也属于战区游击战略的一部分，但后来逐渐摆脱了国民党的限制。所以本文论述中不把八路军、新四军的活动归入国民党战区下的游击战之中。 山西的游击战，注意与正面战场的配合。徐州会战前后，卫立煌奉军委会命令于5月16日开始扫荡晋南三角地带之敌，至月底，收复所失黄河渡口；同时，晋北的傅作义也奉命攻击敌同蒲、正太、平绥各铁路线。武汉会战前后，军委会指示“以破坏交通线为目标”，南路军指向同蒲路南段，东路军指向正太路及平汉路北段，北路军指向同蒲路北段及大同以西平绥路，分别展开游击。[13]蒋纬国所编战史评价说：第二战区于1938年2月至10月，“发动全面的游击与反击，战火遍及晋绥两省，牵制日军约达4个师团的兵力……对徐州会战及尔后之武汉会战协力甚大”。[14]日本方面的材料也有重要评价：“在第一军地区（即山西——引者注），有力的中国军退入山西省内的山地，会同原来盘踞该地的共军，扰乱我占领地区，其威势已不容轻视。”[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