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为挽救革命，探索正确的革命道路，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在革命道路的探索中，毛泽东、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的革命实际相结合，逐步实现了从城市到农村的政治战略转变和从正规战到游击战的军事战略转变，开辟了一条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过程中，朱德是先驱者之一，从理论到实践都有独到的建树，作了了杰出的贡献。 一、“南昌起义”失利后，及时提出了在农村选择立足点的政治战略转变思想 中国革命道路问题是关系到中国革命成败的关键问题。在中国这样一个政治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落后大国，革命的道路应该怎么走？这在马克思、列宁的著作里找不到现成的答案。中国共产党在“八七”会议以前，一直是照搬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把工作重点放在城市，企图通过中心城市的总暴动，达到夺取全国政权的战略目的。南昌起义同样是以南下夺取大城市广州，尔后再举行北伐为目标的。因此，起义军离开南昌南下，结果主力在广东的汤坑、潮汕地区遭到了惨痛失败。朱德认为：“失败的主要教训，就是起义军没有和江西的农民运动相结合，而去了广东。假如当时利用军阀内部相互之间的矛盾，在江西各地开展农民运动，解决土地问题，建立革命根据地，同时也改造起义军本身，那是完全可以站得住脚的。”[1]失败后向何处去？这一问题严峻地摆在朱德面前。他毅然率领起义失败后的余部，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开始了寻找革命道路的千里转战。当时，这支部队与上级完全失去了联系，处境艰险，军心不稳。1927年10月7日，朱德在饶平茂芝召开干部会议，决定尽快和上级取得联系，并保存这支部队，“把这支部队从东北方向穿插出去，沿闽粤赣边界隐蔽前进，找个立足点。”[2]这一决定是朱德从南昌起义失败的经验教训中进行反思的结果。部队行进闽赣边交界的福建武平后，迅速进入江西的赣南山区。10月下旬，部队抵达远县天心圩时，朱德在全体军人大会上明确提出：“这一带有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的基础，我们一定要跟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找个地方站住脚。”[3]随后，朱德、陈毅率部来到湘粤赣交界的崇义县西南的上堡、文英、古亭地区。朱德在追忆这一段斗争历史时说：“干革命过去只知道在城市搞起义，这个时候才知道还可以上山打游击”，“我们原来也不知道上山，开始上山搞了个把月，觉得上山有出路。”[4]“上山有出路”的结论，是朱德对中国革命道路的一个可贵的探索，表现了这位无产阶级政治家和军事家的卓越才能和战略眼光以及勇于探索的勇气。 二、“赣南三整”，提出了创建新型人民军队，由正规战转向游击战的军事战略转变思想 中国革命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必须要有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型人民军队，并要解决军事战略转变问题。朱德领导的南昌起义军余部其基础是旧军队，党对军队的领导非常薄弱，军队的成分非常复杂，军阀主义习气相当严重。怎样改造这支部队呢？朱德从政治思想教育入手。部队到达安远县天心圩时，针对部队思想混乱，一些人对革命悲观动摇，离队逃跑的情况，朱德、陈毅对部队进行了第一次整顿。他给部队讲形势，谈前途，增强部队继续革命的信心。他对官兵说：“愿意革命的跟我走，不愿革命的可以回家，不勉强。”他又拿俄国革命走过的曲折道路来教育大家：“1905年的俄国革命失败了，留下来的‘渣渣’就是十月革命的骨干。我们这次就等于俄国的1905年，我们只要留得一点人，在将来的革命中间就要起很在的作用。过去那个搞法不行，我们现在‘伸伸展展’来搞一下。”[5]经过这次整顿，使面临瓦解的队伍，又重新振作起来，质量也明显提高了。 1927年10月底，部队到达大庾（余），朱德在对部队进行思想整顿的基础上，决定从组织上对部队进行整编。撤销了徒有其名的军、师建制的空架子，把部队编为一个纵队，下设三个支队。鉴于部队基层没有党的组织，党员人数少，党的工作不能深入到基层和士兵中去的状况“首先，整顿党、团组织，成立党支部”[6]党支部把一部分党、团员分配到各连队，加强党的基层工作。后来朱德说：那时候我们还不懂得应当把支部建在连上，但是实行了把一部分党团员分配到各个连队中去，从而加强了党在基层的工作，这是对于这支部队建设具有重大意义的一个措施。大庾整编的这些组织措施，加强了党对军队的领导，是建设一支新型人民军队的开始。 同年11月上旬，部队转移到农民运动高涨过的崇义县上堡地区。朱德利用这一有利条件，对部队进行军事整训。首先，整顿纪律，规定募款和缴获要全部归公。接着，上军事训练课，每隔一两天上次大课，小课则天天讲。讲课的重要内容之一，是改变只有正规战的旧观念，实行向游击战转变。不尽快实现这个军事战略的转变，就难以生存和发展。朱德亲自给部队讲课：“当时提出了战术问题，主要是怎样从打大仗转变为打小仗，也就是打游击战的问题。”[7]在给部队上军事训练课的同时，以连、排为单位分散活动，帮助农民生产劳动，向群众宣传革命道理，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从而使部队很快适应了军事战略的转变，改变了过去的一些旧制度、旧观念。朱德回忆说：“我们由福建退到江西，开始被迫上山，被迫进行游击战争。这有一个好处，从此以后即开始转入正确方向——游击战争的方向，不是采取过去占大城市的办法，而是实事求是，与群众结合，发动群众起义，创造革命根据地。战术也变了，有把握的仗就打，没有把握的仗就不打，不打就‘游’。方向正确，革命力量就能存在，而且还能得到发展。”[8]经过近20天的整训，“部队走向统一团结了，纪律性加强了，战斗力也提高了。”[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