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弹丸之地，却是世界上重要的经济、金融、贸易中心，如皇冠上的明珠光耀全球；香港，誉满五洲，却也刻着中华民族百年的耻辱，她是英国殖民者通过侵略战争强迫清政府割让的。香港的命运牵动了多少华夏子孙的心！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生前一直关注着香港的发展，为有一个繁荣的香港回到祖国怀抱做了大量工作。 三顾香港 1924年，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大革命发展迅速，旅欧的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决定派周恩来等人回国参加革命。 经过1个多月的海上航行，1924年9月，周恩来抵达香港。这是他第一次踏上这块土地，看着整齐的楼房、繁华的街道、拥挤的人流，周恩来心中感慨万千，这块本是中国的土地却处于英国人的殖民统治之下。这一切都是清政府的腐败无能造成的。长期的军阀混战，更是闹得民不聊生，国势日微，使国家根本无收回香港之力。此情此景，激起了周恩来的爱国忧国之情，坚定了他为中华崛起而斗争的决心。 下船之后，周恩来在香港大学找到了南开时的同学石志仁。在彻夜长谈中，自然也谈到了香港。对于香港的未来，周恩来充满信心地说：“等革命成功了，我们的国家强大了，一定会收回香港的！”铮铮铁语，一直印在石志仁的心中。周恩来抵港后第三天他就乘佛山号轮船到广州，投身于汹涌澎湃的大革命洪流之中。 周恩来再一次来到香港已是大革命失败之后。 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周恩来任前敌委员会书记。8月3日至7日，起义军按计划分批撤离南昌。在南下途中，由于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部队被打散了。 过度的劳累和炎热的气候使周恩来病倒了，潮汕地区党的负责人杨石魂，把周恩来转移到陆丰的甲子港，从这里乘一条小船去香港。 到香港时，周恩来的病势仍十分严重，继续发高烧，处在半昏迷状态。杨石魂把他送到九龙油麻地广东道的一处住所安置下来，对外则说是一位姓李的商人因患病在此疗养。广东省委得知周恩来的病情后，当即派一位受过护士训练的同志来照顾他，并请来了医生为他治疗。经过半个多月的精心治疗和静心休养，周恩来的病情逐步好转。身体刚一康复，他就坚决要求工作，渡海到香港岛上参加中共广东省委召开的研究广州起义的会议。此时，已迁到上海的中共中央决定召开紧急会议，通知南方局让周恩来前来参加会议，得此通知后，周恩来便于11月上旬从九龙深水埗乘船赴上海出席会议。 4个月后，周恩来第三次来香港，这也是他最后一次来香港。这次他是受中共中央的委托，前来主持召开广东省委扩大会议，纠正李立三在处理广州起义善后中的“左”倾错误。在这以前，李立三以中央代表的身份来到香港，处理广州起义失败后的善后事宜，他把这次起义说得一无是处，并处分了一批起义领导人。周恩来抵港后，在广东省委扩大会议上全面分析了广州起义的历史意义，肯定了起义领导人在斗争中表现的革命精神，指出起义失败的原因是敌强我弱，没有争取广大农民的配合，在斗争形势不利时没有及时撤往农村。他同时对有错误的同志提出了批评，并宣布原来的处分决定无效。他的意见得到了多数人的拥护。经过一个多月时间的工作，周恩来统一了大家的思想，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春风吹拂 伴随开国大典隆隆的礼炮声，香港问题摆在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面前。如何解决香港问题，不仅全体华人关注，全世界也为之瞩目。国际上的不少舆论认为红色中国会以大军横扫之势收复香港，彻底打碎英国在香港的殖民统治，洗却百年国耻。但是，目光深远的中国共产党并没有作此决断，而是出于国际斗争和国内经济建设的需要考虑，决定暂不收回香港。此决定一出，世界为之轰动，有人钦佩中共的英明，也有人表示不理解。为此周恩来作了解释：“我们对香港的政策，是东西方斗争全局的战略部署的一部分，不收回香港维持其资本主义英国占领不变，是不能用狭隘的领土主权原则来衡量的，来决定的。我们在全国解放以前就决定不去解放香港，在长期的全球战略中，这不是软弱，不是妥协，而是一种积极主动的进攻和斗争。”他同时指出：“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香港可以作为我们同国外进行联系的基础，可以通过它吸收外资，争取外汇。” 此语既出，拂去诸多的疑云，安定了众多的人心，保证了香港的平稳与发展。 1957年的春天，当时国内已基本上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开始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时期。然而，这三大改造，特别是这场运动中出现的一些偏差，引起了香港工商界一些人士的疑惧和不安，他们担心这场运动会波及香港。 4月2日，和煦的春风吹拂着上海。 在上海延安路200号小礼堂内，春意融融，周恩来正在这里举行座谈会。受邀请的除了上海市委有关领导外，主要是工商界的知名人士，如盛丕华、胡子婴、盛康年、吴志超、简日林等。 周恩来宣布：“座谈会就从香港问题谈起。” 他用亲切的目光环视了一下到会的朋友，接着说：“我很想了解海外的一些情况，你们各位都是工商界的朋友，与海外有广泛的联系，能不能帮助我们做一些工作呢？希望大家不要拘束，敞开心扉，说出真心话。” 短短几句开场白，缓和了与会者有些紧张的心情。在轻松、亲切的交谈中，周恩来得到许多他渴望了解的真实情况，并且有针对性地回答了一些问题。 吴志超谈到香港工商界对中央进行的“五反”运动持有戒心，现在情况虽有好转，但今后情况如何，他们还想再看一、两年，周恩来说：“太好了，应该多看几年！” 简日林谈到国内的工资改革搬到大陆在香港的工厂，工人意见很大。周恩来关心地问：“工资后来加了没有？”简日林回答：“加了。”周恩来宽慰地点了点头，说：“香港与大陆情况不一样嘛，我们不能什么都一刀切，而应按照实际情况制定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