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毛泽东和邓小平研究中值得注意的两种倾向 当前理论界对毛泽东和邓小平相互关系的研究，存在着两种值得注意的倾向。一是“另起炉灶”论，即研究邓小平而不谈毛泽东对邓小平理论的启迪与先导作用，认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在毛泽东的思想之外另搞一套。二是“早已有之”论，即研究毛泽东而不谈邓小平对毛泽东思想的创造性发展，似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毛泽东时代早已存在。前者看不到邓小平对毛泽东的思想的继承，割裂从毛泽东到邓小平的历史联系；后者抹煞从毛泽东到邓小平的历史性飞跃，否认二者在认识上的差异。这两种倾向都将历史作简单化和片面化的理解，都不是对毛、邓关系全面准确的把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有其历史渊源和历史发展，唯有对毛泽东和邓小平相互关系作全面的历史的把握，才能看清中国共产党人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实现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全过程，认识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艰巨性、复杂性和曲折性。 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始于毛泽东，成于邓小平：一个统一的历史过程 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过程，凝聚着几代人的艰辛努力。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是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最早探索者和探索的倡导者。在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时，他对从苏联借鉴过来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的某些弊端即敏锐地有所察觉，同时注意到斯大林逝世后苏联建设中一系列深层次矛盾的暴露，试图改变建国初期照搬苏联模式的做法。1955年底，毛泽东就在党的领导核心中提出了“以苏为鉴”的问题。1956年4月，他在广泛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紧接着在1957年2月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毛泽东提出十大关系以及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无一不是同苏联作比较，以苏联为鉴戒，是为了在苏联道路之外找到一条更好更适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发表，是中国共产党人从仿效苏联模式转变到走自己的道路，进行新探索的开端，也是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所取得的伟大成果。在毛泽东的示范和推动下，党内掀起了调查研究，积极探索的新风，在“八大”前后获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开新时期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之先河。 在50年代中期的探索过程中以及60年代前半期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失误的过程中，毛泽东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意见和观点。诸如，在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上提出要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这两对基本矛盾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思想；在社会主义所有制方面提出允许一定范围内的个体经济存在；在分配制度方面提出要兼顾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三方面的利益；在经济管理体制方面提出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在经济运行机制方面提出要尊重价值规律；在经济发展战略方面提出要正确处理农、轻、重关系；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阶段方面提出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和发达的社会主义两个阶段的思想；在中外关系上提出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习，但又不能照抄照搬，等等。毛泽东提出的这些思想观点涉及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许多重要问题，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为新时期的探索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和思想材料。 邓小平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了毛泽东的探索精神和正确思想。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他发表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著名讲话，指出过去搞革命靠的是实事求是，现在搞建设也要靠实事求是。他说：“中国革命的成功，是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现在中国搞建设，也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1]同50年代毛泽东的探索一样，“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科学命题，也是以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走自己的路这个基本点破题。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邓小平将其基本思想准确地表述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2]在这个“基本结论”的指导下，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打开了历史性的新局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实践的推动下不断深化，形成完整的体系。这个理论体系包含着毛泽东所提出的有价值的意见和观点。正如薄一波所说：“小平同志在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过程中，吸取了毛主席在探索过程中取得的对现阶段仍有指导意义的全部积极成果，包括当时没有照做或实际上后来又被毛主席否定了的正确观点。”[3]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伟大历史成就证明，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最终找到了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是毛泽东希望找到事实上却没有找到的道路。 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人对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始于毛泽东，成于邓小平。这是一个统一的历史过程，具有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二者不仅有历史过程的先后衔接，思想观点的前后继承，而且从毛泽东到邓小平的实践具有无可抹煞的同一性：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独立自主——是二者共同的思想基础；坚持社会主义救中国，社会主义发展中国——是二者共同的政治方向；找到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是二者共同的探索目标。同时，毛泽东时代所取得的历史成就是邓小平开创社会主义建设新局面不可忽视的历史前提。 三、从毛泽东不成熟的探索到邓小平成功的实践：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 50年代中期由毛泽东发起和倡导的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是富有成效的，但是由于对迅速到来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还缺乏深入的科学研究，更缺乏足够的实践经验，全党上下在探索中取得的正确认识并不深刻，也不牢固，所以当国际局势出现剧烈动荡，国内出现资产阶级右派活动时，毛泽东对许多重大问题的认识发生逆转，使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出现偏差。虽然毛泽东本人在50年代中期以后也提出过不少有价值的观点，但党在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长期得不到纠正，直至酿成“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样的重大失误。50年代中期开始的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呈现为曲折发展的过程，夹杂着成功和失误的双重变奏，毛泽东最终没有找到中国的发展道路，而将这一历史任务留待后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