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新一轮“消费升级”成为中国社会和学界关注的重要课题。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持续增长、可获得商品和服务数量与种类的大幅提升，以及消费偏好与消费文化的转变，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先下降后逐步增强，日益壮大的中等收入群体对消费增长形成支撑，互联网时代新消费模式出现使定制化、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成为主流。尽管从宏观层面看，国民经济保持稳中向好、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但是从结构和微观层面看，一些负面因素对家庭消费的潜在影响正在受到关注，例如：人口老龄化的快速发展、城市房价高企对家庭消费形成债务挤出效应，经济发展新常态、民营企业经营困难对相关行业职工持续增收和前景预期带来的负面影响等。“消费降级”的讨论日益增多，有观点认为低廉商品如榨菜等销量的上升以及拼购网站廉价伪劣商品和服务的热潮，是出现消费降级的重要证据，也有相反意见认为高档品和低档品的销量是同步上升的，同一种商品可能在不同人群中有着不同的定位，以及技术进步所带来的成本降低是商品和服务价格降低的根源，并不能以此判定消费升级与消费降级。那么，到底是消费升级还是消费降级了呢？可以看到，已有观点的讨论集中于部分商品的消费现象，缺乏全面理解中国居民消费结构和习惯的动态演变分析。因此，本文从理论研究的视角深入分析消费升级的具体经济涵义和可能的动态趋势，具有研究的现实和理论意义。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消费升级既关系到人民生活的真实效用水平是否真正提高，还关系到中国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模式转换。随着国民经济由高速转入中高速增长轨道，如何有效地激发居民消费需求，日益成为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增强经济内生增长动力的关键。党的十九大报告第一次在中央文件中将“促进消费的体制机制”明确作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内容，提出要“完善促进消费的体制机制，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国务院也先后密集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扩大和升级信息消费持续释放内需潜力的指导意见》（国发[2017]40号）等政策措施。这显示，着力破除制约消费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推动居民消费升级已经上升为国家经济政策的重要关切点和着力点。 本文将围绕中国居民消费结构的动态演变，分别从消费结构和消费习惯两个层面对消费升级内涵进行分析。关于消费结构，厉以宁（1984）提出“消费结构是各类消费支出在总消费支出中所占比重”；尹世杰（2007）认为是“在一定社会经济条件下，人们对于消费过程中所消费各种不同类型消费资料的比例关系”；田晖（2006）则认为“理论上讲，消费结构是指一定时期内消费者所消费各种消费资料（包括物质资料和劳务）之间的比例关系”。这些定义本质上具有一致性。本文认为消费升级需要包含两层涵义：一是居民消费支出结构的比例关系变化，表现为各类消费支出在微观结构和层次上的提升，例如，居民消费从生存型向享受和发展型、由物质型向服务型的转变，其理论逻辑以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布迪厄文化资本理论等为代表：二是消费升级是居民消费意愿的改变，经济高增长不一定带来高消费意愿，消费意愿的改变需要消费者依据信息适应性做出消费决策调整，对消费项目有更多的接受意愿和支付意愿，对新品牌、新产品、新服务有更多的新增消费等，宏观层面表现为消费的可持续增长，以习惯形成、粘性信息、耐久效应为代表，较新的理论以卡罗尔等的粘性消费增长（Sticky Consumption Growth）理论为代表。本文将借鉴Carroll et al.（2018）的研究，采用中国1998-2017年的省级面板数据，结合AIDS模型和粘性消费增长理论，研究了中国城乡居民消费结构的动态变化以及消费升级可能的制约因素，研究对于从理论上进一步理解中国居民消费升级的真实特征，把握居民消费结构的发展动态，富有针对性地引导居民消费升级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参考价值。 研究的边际贡献概括为如下三点：①理论研究上，本文综合了Taylor and Houthakker（2010）等人的研究成果，进一步提炼了消费升级的内涵，并论述其在经验研究方面的具体涵义：同时研究结合Carroll et al.（2018）的思想，将AIDS分析框架与习惯形成、粘性信息与耐久效应消费增长分析框架进行了有机融合，并应用于中国居民消费结构动态变化及其蕴含的消费升级内涵的经验分析。②研究使用1998-2017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基于AIDS模型对中国居民消费结构进行了跨度20年的计量分析，估计了居民各项消费支出的支出弹性和价格弹性，对消费升级的动态趋势进行了讨论。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对城乡居民消费中存在粘性效应、耐久效应等进行了综合估计。论文同时采用了部分时间阶段可得的微观家庭数据与宏观数据分析结果进行了相互印证。③研究表明，1998-2017年中国城乡居民的第Ⅰ类消费升级和第Ⅱ类消费升级持续不断地进行，其中，乡村居民的第Ⅰ类消费升级效应小于城镇居民；2013年以后，随着中国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增大，第Ⅱ类消费升级出现一定程度的放缓，居住类支出对其他消费支出形成了较大的挤出效应。基于习惯形成、粘性信息或耐久效应的参数估计显示，城镇居民和乡村居民、恩格尔系数大于40%和小于40%的群体，其消费特征存在较大的异质性。 论文其余部分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简短的文献述评，第三部分介绍研究的基准理论框架和理论模型：第四部分计算并分析了城乡居民的消费结构估计结果和城乡居民不同的消费增长行为：第五部分为研究的结论与建议。 二、文献述评 应用标准经济学方法对消费升级开展的研究，一部分集中在消费结构研究领域，较为常见的模型有ELES模型、AIDS模型及扩展的AIDS模型等，主要思路是对消费者各项消费的边际消费倾向或价格弹性等进行估计，探讨各项消费或某项消费支出的变化及其影响因素。其中，Deaton and Muellbauer（1980）提出的近似理想需求系统模型（AIDS）由于对需求函数拟合灵活、符合经济学消费者偏好理论等良好性质得到了广泛的运用。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文献采用消费结构模型探讨居民消费结构的特征与变化规律。黄隽和李冀恺（2018）使用ELES模型对中国2013-2016年宏观居民消费数据进行了分析，认为高层次消费支出占比有显著提高。部分学者采用家庭调查微观数据探究中国居民消费结构演变及其影响因素。如赵昕东和汪勇（2013）根据2007年中国居民收入调查数据分析了食品价格上涨对城镇家庭消费行为与福利的影响。张颖熙（2014）研究了城镇居民家庭服务、教育、医疗等七类服务性消费的需求弹性。元惠连等（2016）使用CHIP1995年、2002年数据研究认为城镇居民的医疗、子女教育、购房的负担越来越重。唐琦等（2018）使用了加入CHIP2013年数据后的研究发现住房消费比例的不断上升显著挤出了其他家庭消费并降低了总需求。相比于对城镇居民消费结构的研究，对乡村居民的消费结构研究相对较少，并主要关注其某一类消费如食品、医疗等（谭涛等，2014）。部分研究表明乡村居民的家庭所在地、户主年龄、收入阶层等家庭特征显著影响其食品消费行为（张明杨和章棋，2015；王勇，2018）。还有部分研究关注城乡居民收入结构对其消费结构的影响与差异（张慧芳和朱雅玲，20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