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创建新中国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中，陶铸早就有党内才子的美誉。他早年毕业于黄埔军官学校五期，参加过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在解放战争期间，转战白山黑水，戎马半生，但他始终和知识分子结下了深厚的渊源。幼年在湖南祁阳老家读私塾，练就一手好书法，熟读四书、五经，唐诗、宋词中的名篇绝句，他都能背诵如流。早在1932年任福州中共地下中心市委书记时，他就主持创办了《工农报》；1957年他又在广州主持创办了《羊城晚报》。他和知识分子怀有一种知音的特殊感情。在党内，陶铸又是一位性格直爽，敢于放炮，敢于讲真话的人。1940年，毛泽东在延安就说过他：“陶铸额头上长出两只牛角，总是到处撞人。”王任重生前曾评论陶铸说：“在极‘左’路线的指导下，要说不‘左’是不可能的。只有跟得快一些、改正得慢一些；和‘左’得慢一些，改正得快一点之分。陶铸就是属于后一种。”在六十年代初，当国内的政治气候稍一宽松，他就第一个出来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许多和陶铸有交往的知识分子都深有感触地说：“知我者，陶铸也。” “目前的经济建设，没有文化建设的配合，也是搞不好的” 1952年12月24日，陶铸在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的宣传工作会议上讲话，他说：“中国革命之所以能胜利，首先是因为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目前的经济建设，没有文化建设的配合，也是搞不好的。” 陶铸1951年调来广州工作，来广州的第一件事，就是在中山纪念堂附近，盖起了一座在当时来说是颇具规模的科学馆；随后，他亲自决定筹建珠江电影制片厂。在当时经济恢复时期，他批准拿出百万港币，从香港进口摄影设备，建起了我国华南电影事业中心。他主管中南局和广东省的全面工作，千头万绪，日理万机，但他却以过人的精力，对文化、教育、科学、新闻、出版等方面的大量日常工作，都亲自过问，给他们出主意，想办法。他在繁忙的政务中，亲自规定每年春秋两季，都要和文化界人士见面两次，谈形势，听意见，他把这两次例会式的会见，戏称为“春秋二祭”。 1954年1月，陶铸在广州文艺界学习会上讲话，对文艺界的社会责任，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并提出了要求。他说：“现在人民的要求是那么迫切，而我们的作品却出现供不应求的情况，我看这是一种危机。猪肉有过供不应求，但经过号召农民多养猪，调整一下价格，也就解决了；食油也有过供不应求，但在计划扩大花生的种植面积后，也就解决了。但是文艺作品供不应求，却不是调整价格与扩大种植面积可以解决的。因为这一问题，要比解决猪肉和花生问题复杂得多。” 为了给作家提供创作条件，他拍板拨款在广州为作家建起了几座创作楼。他很尊重广东的文化，特批用文教事业的盈利，把广东著名画家的精品，用当时在世界上也算是第一流的精美印刷，出版了《广东名画家选集》。对于港澳文化界、电影界的一些知名人士如夏梦等，陶铸每年都安排他们回来度假观光，和他们谈心，使他们感到祖国的温暖。他到北京开会，还在紧张的会议间隙，跑到北京的琉璃厂买宣纸、买墨，送给关山月等画家。陶铸十分爱才，王匡和著名记者李普、华山、杜导正、林里等，他都安排在他身边工作，充分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 “目前我们的创作中，还存在不敢揭露矛盾的现象” 中南区戏剧汇演，是在1965年七八月间。此时，正值我们国家的政治风云处于“文革”前夕的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陶铸针对当时文艺界普遍感到彷徨和忧心的一些创作问题，以鲜明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提出了他的看法，回答了作家们最为关心，最迫切需要明确的问题：什么是歪曲工农兵形象？什么叫方向性问题？什么叫才子佳人戏？什么叫毒草？什么叫中间人物等等，他毫不含糊地表达了他的意见。参加演出的3000多戏剧工作者，听到陶铸的这番讲话，一扫心头的阴霾，受压抑的精神大振。 陶铸在讲话中首先就作家在创作中存在的一些思想问题说：“目前在我们戏剧创作中，还存在着不敢大胆揭露矛盾的现象，在这方面还存在着不少框框，思想不够解放。害怕接触矛盾，或者只是一般地揭露了矛盾，却没有进一步展开矛盾和解决矛盾，戏剧中的人物就不可能在矛盾冲突中显示其鲜明的性格，英雄人物的形象就无法树立起来。‘疾风知劲草’，只有通过描写矛盾和斗争，才能树立起真正的英雄人物来。” “什么是歪曲工农兵形象？”陶铸说：“现在有一种误解，以为一讲劳动人民的缺点就是丑化劳动人民，就是‘歪曲’工农兵形象，因而在创作过程中表现缩手缩脚，前怕狼后怕虎，生怕犯方向性的错误，这种想法是不对的……写人民的缺点，进行批评教育，提高他们，不但可以允许，而且是社会主义戏剧的职责。” “什么叫方向性问题？”隐铸说：“只要是对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能起促进作用，能够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的，就是具有正确方向的作品。” “什么叫毒草？”陶铸直率地提出：“曾经有人认为这次汇演的一些剧目是‘毒草’，这意见对不对呢？不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