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0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决定对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等实行隔离审查。一举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了长达10年的“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避免了经济崩溃，以及由经济危机引起的政治危机，挽救了国家，挽救了党。进而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和改革开放路线的确立，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实现了伟大的历史性转折。 在这场斗争中，叶剑英对当时形势的正确分析和果断决策以及非凡的胆略和高超的斗争策略，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重温这段历史，对于我们更好地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叶剑英便同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复杂的尖锐的斗争。1966年11月，他在接见军队院校师生大会上的讲话中，旗帜鲜明地反对乱斗领导干部，反对冲击军事机关，反对到处贴大字报和游行，反对把毛泽东著作“当圣经念”。其中“大闹京西宾馆”、“大闹怀仁堂”，被诬为“二月逆流”，后又平反。这是几个著名的“回合”。 随着运动的发展，林彪阴谋进行反革命政变的失败。邓小平的正确主张被否定，并被解除一切领导职务和受“软禁”；叶剑英被强加以“生病”，逼他“离职”治病，但他还保留着领导职务并有一定的行动自由，未完全丧失军事指挥权。 叶剑英同“四人帮”作斗争，经历着由公开斗争转到隐蔽斗争，再到公开大搏斗的曲折过程，即酝酿串联、制定方案、坐镇指挥的过程。他在粉碎“四人帮”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概括起来，主要表现在： 第一，保护大批领导干部，特别是军队干部和党政机关领导干部，为日后粉碎“四人帮”保存了一批可靠的领导骨干。 1967年初，上海造反派开始夺权。林彪等人抛出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反动口号和江青等煽风点火卷起的“一月风暴”，猛烈地冲击着人民解放军的机关和部队。北京、沈阳、昆明、福州、广州、南京、兰州、成都等军区和各总部、各军兵种的许多领导人遭到揪斗，被逼得东奔西藏，纷纷向叶剑英电话告急要求保护，如刘志坚、刘震、成钧、苏振华、赵永夫、王恩茂、赵尔陆、许世友、李达、杜义德、王诤等，以及一批党政领导机关干部。叶剑英经过请示周恩来，开列出要保护的老干部名单，来者不拒，既来之则保护之，包括其中整过他伤害过他的人，一律不念旧恶，都予以保护。这样一来，军事科学院二号楼和西山驻地，便成了老干部的“庇护所”。床铺不够，就睡地板，以至轮番睡觉、分批开饭。他还设法保护钟惠澜、薛愚、柯麟、谢铁骊、华君武、谢芳等知名人士、知识分子。他们都身受“四人帮”的迫害，仰赖于叶剑英患难中相助。这都为日后粉碎“四人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准备了可靠的支持者和领导骨干。 第二，叶剑英“韬晦”上西山，从事一项特殊的政治活动：通过秘密串连，把反对“四人帮”的力量团结起来。叶剑英的住所成为了粉碎“四人帮”的秘密指挥所。 “四人帮”利用毛泽东病情日趋严重之机，加紧篡党夺权。叶剑英非常焦急，认为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关头。他同一些老同志酝酿如何除掉“四人帮”。因此，他带着“韬晦”之意，以“生病”挂职为藉口，移住西山。在这里准备着一件重大历史事件的出台。 叶剑英上西山后，越来越多的老战友、老同志找上门来，交换对形势和对“四人帮”的看法。邓小平、陈云、李先念、乌兰夫、谭震林、邓颖超、康克清等等，以及军队一大批领导干部和地方领导干部先后到西山或叶的家里同叶剑英交谈与“四人帮”斗争问题。王震积极主动，自愿担任“联络参谋”，进行个别串联，提出用干净利落的办法处理“四人帮”。叶剑英用“哑谜”、打手势的方法说明毛泽东尚在，不能过急。聂荣臻同叶剑英深谈粉碎“四人帮”有关问题，提出要坚决地尽快地解决。这样，西山实际上成为同“四人帮”作斗争的重要基地和秘密指挥所。 第三，叶剑英主动地走出去，同各方面接触交谈，依靠政治局的多数来粉碎“四人帮”。 叶剑英不仅请进来，而且走出去，主动到群众中去，到党、政、军各方面去，到政治局委员中去，加强同各种反“四人帮”力量的团结，形成合力。他同三总部的杨成武、韦国清、刘志坚、傅崇碧、吴克华、梁必业、华楠、史进前等；空军的张廷发、吴富善等；海军的肖劲光、苏振华等；粟裕、宋时轮、吕正操、余立金、吴忠、吴烈等和中央有关部门的负责人耿飚、李强、熊向晖、黄华、张爱萍等及同那些观点正确、态度鲜明的政治局委员多次交谈同“四人帮”斗争问题。从各个方面的反映来看，粉碎“四人帮”已成为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政治局的多数也都赞成，而且强烈要求叶剑英担负此重任，愿意支持他，团结在他周围，共同奋斗，完成这个历史使命。叶剑英成为众望所归的砥柱中流人物。 第四，积极耐心做华国锋、汪东兴的工作。最后作出粉碎“四人帮”决策的是叶剑英、华国锋、汪东兴，而叶剑英则起了主要作用。 毛泽东生前把华国锋作为接班人，担任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代总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从党的组织原则出发，取得华国锋支持，是合法解决“四人帮”的一个必要条件。“四人帮”对华国锋是必欲除之而后快。叶剑英考虑：要取得政治局多数，很重要的是把华国锋、汪东兴争取过来，以合法的形式解决“四人帮”问题。叶剑英过去对华国锋接触了解不多，但在毛泽东逝世后，可以看到：一方面华国锋同“四人帮”的矛盾和斗争很激烈，已到了公开化、白热化程度。张春桥的《二月三日有感》这首诗明显地暴露把华国锋拉下台的企图；另一方面，从斗争中考察华国锋，在“文件大战”，“遗体保全”，治丧与批邓，国庆讲话，毛远新去留（江青要把他留下来起草三中全会文件），“江青工作安排”等问题，尚能坚持原则，不随风倒，敢于同江青等作斗争。因此，叶剑英支持华国锋的工作，帮助他“解围”，亲自上门找华国锋密谈。华国锋已经看得很清楚，江青就是要代替他担任党中央主席。他也认识到解决“四人帮”问题，只要叶剑英支持他，军队支持他，他就不怕。叶剑英同华国锋商谈后，再找汪东兴商量。汪东兴表示：“我坚决拥护华总理和叶副主席，你们怎么领导，我们就怎么干。”汪还汇报了最近掌握的有关动态和8341部队的情况，表示一定做好工作。这样，三人同心，意见一致。关于叶剑英如何同华国锋、汪东兴密谈粉碎“四人帮”的情况，1977年3月22日，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和《汪东兴谈话纪要》（1984年5—6月）都有记载。华国锋说：“叶副主席同‘四人帮’斗争是很坚决的。他找到我那儿，和我商量。他说，我们和‘四人帮’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汪东兴回忆说：“当时（10月5日前）叶帅亲自到中南海我家来过两次（据汪后来说不止两次），他还找华国锋同志商量。”这就是说，最后作出粉碎“四人帮”决策的是叶剑英、华国锋、汪东兴。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为了避免被“四人帮”发觉而高度保密，他们三人没有集中一起开会。而是由叶剑英分别同华国锋、汪东兴商谈决定。叶剑英成为连结华国锋和汪东兴的中心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