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在他所著的《三大洲》[①]一书中，记述了他在1961年访华的见闻和观感，详细介绍了毛泽东主席同他谈话的内容，其中有这样一段： 涉及的问题之一是年龄。我说，自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12年中，他排除了混乱，取得了伟大成就；但是要做的事情仍然很多，他必须健康地活下去，保持精力，以便使这个国家坚定地沿着他所安排的道路前进。他的答复是有趣的。他说，有一个古老的中国传说，把73岁和84岁作为人的一生中的困难年代，谁要是连续闯过这两关，就能活到100岁。他本人不想活到73岁以上，那就是还有四年。此后他希望去陪伴卡尔·马克思，这是他的英雄——几乎是他的上帝。我强烈地抗议说，中国人民需要他，他必须至少活到84岁这一关。他说，不，他有很多事要同马克思讨论，而在这里，再有四年就足够了！我说，如果我知道马克思在什么地方，我要就这一问题同他谈几句。这把他逗得大笑！我接着就问到他的继承人。我的经验是，国家领袖们非常讨厌提出他们的继承人，我举出几个例子——印度的尼赫鲁，葡萄牙的萨拉查，联邦德国的阿登纳，英国的麦克米伦，法国的戴高乐，谁将继承他呢？他说，在中国，继承是清楚的，并且已经确定了——那将是刘少奇。我问，刘以后又是谁呢？他说他不知道，也不过问；他本人将同卡尔·马克思在一起，他们在中国能够为自己解决这件事。 毛主席确曾向蒙哥马利谈过，他的继承人是刘少奇，这有记录可查。但蒙哥马利所写的，同记录所记的有所不同。本文不是作考证，而是提出有关此事的背景材料，供研究毛泽东主席晚年思想的专家们参考。 一 蒙哥马利在1958年71岁时退出现役。1960年5月，他曾访华五天。毛主席、周总理、陈毅副总理会见了他。后来他感到在华逗留的时间太短，提出1961年9月5日由香港到广州，再次访问中国，9月26日由广州经香港返英。在中国期间，除会见我国领导人外，还指名到几个不向西方开放的城市参观。周总理原则同意。外交部作了计划，安排蒙哥马利于9月6日到北京，先由陈毅副总理接谈，9月9日至20日访问包头、太原、延安、西安、三门峡、洛阳、郑州、武汉，回北京后由周总理接谈，届时再视情考虑同毛主席会见的事。外交部组成以西欧司副司长宋之光为首的接待组，遵照陈毅副总理指示，由国防体育协会主席李达上将率领，全程陪同。 9月7日晚，陈毅副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为蒙哥马利再次访华举行欢迎宴会。陈毅首先讲话，他说，蒙哥马利上次访华回国后，将所看到的中国情况作了客观介绍。他还指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美国应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出武装力量。我们对此表示钦佩。 蒙哥马利接着讲话。他提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三大基本原则”，这就是：“第一，大家都承认只有一个中国；第二，大家都承认有两个德国——东德和西德；第三，一切地方的一切武装部队都撤退到他们自己的国土上去。”他还强调说：“我说的中国是指政府设在北京的人民共和国，而不是从来没有资格代表中国的台湾那一套机构。” 新华社播发了这一新闻。9月8日《人民日报》全文刊载。 8日下午，周总理对我说，蒙哥马利的讲话很好，看来他很有政治头脑，他提出的三原则抓住了国际局势的关键。周总理决定将在欢送宴会上公开表示支持。周总理要我以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的名义参加陪同，对蒙哥马利做些工作，结合参观访问，帮助他从本质上认识中国和中国的内外政策，并进一步了解他以及英国上层人物对国际局势的观点和对中国的看法。 这样，我就参加了李达上将率领的陪同小组，第二天早晨搭乘为蒙哥马利提供的专机飞往包头。 9月20日傍晚，这架专机从武汉飞抵北京。我打电话问总理办公室浦寿昌同志：总理要不要听汇报，浦寿昌说：肯定要听，但总理今晚的日程已经排满，11时政治局要开会，恐怕到明天才能安排。 二 21日凌晨2时许，周总理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我汇报说：遵照总理指示，放手让蒙哥马利看，他很满意。他对中国很友好，但也在对我们进行战略观察。对此，我作了扼要说明。 总理详细询问有关情况，汇报持续近两小时。最后，总理问：你看，他脑子里对我们还有什么疑问？他还可能提出什么战略性的问题？ 我说：他对毛主席十分钦佩，他似乎想探询毛主席的继承人是谁？他可能认为，毛主席百年之后，中国不能保持稳定。他没有直接提出这个问题，我是从一些迹像揣测出来的。 周总理问：有哪些迹像？ 我说，蒙哥马利很愿同群众谈话，问这问那。在包头和太原，他都用不引人注意的方式，分别在不同场合随意向三个人（工人、农民、学生或服务员）突然提问：你最拥护谁，你最听谁的指挥？回答都很快，而且都一样：“毛主席”。他好像是在作“抽样调查”。在延安，参观一所医院，他开玩笑似地说，听说中医、中药很神奇，你们应该鼓励中医为毛主席发明一种长生不老的药，中国需要他，中国人民离不开他。在西安和三门峡，他又在不同场合分别向三个普通群众作“抽样调查”，但改了题目，突然问：除毛主席以外，你最拥护谁，你最听谁的指挥？回答的人有点犹豫，回答的也不一样。在洛阳，他同我闲谈时说，中国古代的帝王很聪明，在位的时候就确定了继承人，虽然有的不成功，但多数是成功的，这就可以保持稳定。以前英国常为争夺王位而打仗，后来平静了，因为有了王位继承法，也许是从中国学来的。现在许多国家的政治领袖不像中国古代帝王那样聪明，没有远见，没有足够的勇气和权威确定自己的继承人，这是不幸的。在郑州，他对我说，斯大林是一位有权威的政治领袖，但也缺少远见，生前没有明确提出自己的继承人，死后出现了“三驾马车”，局势很乱，贝利亚被杀掉，结果让只会用皮鞋敲桌子的赫鲁晓夫取得权力，他的统治是不会长久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