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来，南昌起义的研究进入了一个崭新阶段，广大学者从各个不同侧面、不同角度对南昌起义进行研究，展开讨论，现将其中存在争议的几个重要问题作一简要综述。 一、关于共产国际在起义中的作用问题 对于共产国际在南昌起义中所起的作用，史学界一直是有争议的，主要形成了两派意见。 一派意见认为“共产国际在南昌起义中的指导与援助是积极慎重的，功绩是主要的，应当持肯定态度。”[①]理由是：1.共产国际的“五月指示”和“七月决定”指明了挽救中国革命的正确方向与重要途径，为南昌起义作了重要的思想政治准备；2.共产国际及其驻华代表对南昌起义的直接指导和积极援助，是南昌起义的重要条件；3.共产国际代表积极倡导返回广东再图发展的主张，是南昌起义军采取南下广东战略的重要因素。因此证明，共产国际在南昌起义中所起的作用是积极的，是应当肯定的。 另一派意见认为“共产国际对南昌起义有积极作用，也有消极作用，但消极作用是主要的。”[②]理由是：1.南昌起义是我们党领导的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英勇斗争，但起义时所举的仍是国民党的旗帜，这与当时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导分不开。“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中国革命的形势已发生逆转，但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基本观点仍然不变。他们错误地认为：中国革命的第一阶段，即工人、农民、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全民族联合革命阶段”，因蒋介石的叛变而宣告结束。第二阶段是无产阶级和农民、小资产阶级联合的“土地革命阶段”。第三阶段是无产阶级和农民联合的“苏维埃阶段”。时至1927年8月，斯大林仍然认为中国还处在“第二阶段”，第三阶段会到来，但“现在还没有到来”。在蒋介石、汪精卫集团已叛变革命，第一次国共合作完全破裂后，共产国际仍要求中共继续打着国民党的旗帜，是一个重大失误，也是共产国际不了解中国的具体国情的反映；2.南昌起义后，共产国际指示起义队伍南下广东也是一个重大失策。周恩来在总结南昌起义经验教训时曾明确指出：“南昌起义后的主要错误是没有采取就地革命的方针，起义后不该把军队拉走，即使要走，也不应走得太远，但共产国际却指示起义军一定要南下广东，以占领一个出海口，致使起义军长途跋涉南下，终于在优势敌兵的围攻而遭到失败。”所以说，共产国际在南昌起义中，其消极作用大于积极作用。 到底怎样看待共产国际在南昌起义中所发挥的作用？应当说：共产国际在中国大革命失败后，指示中共中央克服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努力掌握革命武装，如时机成熟就发动起义，并派出代表直接指导和援助南昌起义。尽管其指示有脱离中国具体革命形势的地方（如使用国民党旗帜问题），但总体上说来，其积极作用是主要的。 二、关于南昌起义中打出国民党旗帜的问题 这个问题一直是史学界争论的热点，也是南昌起义研究中的一个难点问题。目前，主要有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南昌起义打出国民党旗帜是“我党坚持统一战线的反映，表明了共产党人坚持孙中山的革命旗帜的坚定决心，是我党在十分严峻的形势下坚持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最后努力。”[③]即南昌起义使用国民党旗帜是正确的。理由是：1.共产党人继续举起国民党的旗帜，是受到历史责任感的驱使，为挽救统一战线而作出的努力。众所周知，“正在堕落中死亡”的国民党，正是在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帮助下，获得了新生，从而形成了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推动了中国革命的发展。所以，从维护革命统一战线的历史责任感出发，共产党人要捍卫的“正统”，就是要捍卫孙中山提出的新三民主义，就是要维护国民党的性质——四个革命阶级的政治联盟，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2.中共中央在南昌起义中打出国民党旗帜，是为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发动人民群众。中共中央认为，“国民党是各种革命阶级的政治联盟之特殊的形式”，“国民党是一种民族解放运动之特别的旗帜”，因而“中国共产党现在不应当让出这个旗帜，使一般叛徒篡窃国民党的名号，而做军阀及反动资产阶级掌握的玩物。” 第二种观点认为：南昌起义，“我党打出国民党旗帜是一大失误，不仅没有起到积极的号召作用，反而使人民群众在认识上引起误会”。[④]理由是：1.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的旗帜已遭到其右翼的任意践踏，成为反动派残杀革命人民的工具。汪精卫叛变后，中国出现了北京、武汉、南京三个都挂着中华民国招牌的政府，上海（西山会议派）、南京、武汉都称自己是“正统”的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党的右翼领袖们，喊着“继续国民革命”的口号，残酷镇压工农革命、疯狂屠杀共产党人和各界革命人士。国民党已不再是“一种民族解放运动之特别旗帜”，“国民党已经死了，并且臭闻天下”。2.起义使用国民党旗帜，容易使人民群众产生认识上的错误，树立不起我党在群众中的影响。刘伯承在总结南昌起义经验教训时就指出：“此次英勇的暴动，谁也知道是我们党的领导……但仍挂上屠杀工农的国民党头衔，真是一件恨事。在当时，以为拿出来我们党的真面目及政治主张，恐怕吓退了小资产阶级，抽了革命联合战线的力量，其实反减少了我们党在工农群众的信仰。” 第三种观点认为：对于南昌起义打出国民党旗号这个做法，“不能采取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的态度，要对其作具体的历史分析。”[⑤]理由是：1.这一做法适应了过渡性的历史特点。尽管八月前后的形势背景没有多大区别，这一做法最终也失去了变为现实的可能。但是这面旗帜的使用毕竟是一个历史发展阶段的产物，一个新事物演变过程的反映。在这个过程中产生的新生事物，不可避免地既带有旧阶段的痕迹，又产生新思想的萌芽。2.从战略和全局上看，这面旗帜的确没有起到积极的号召作用，但从策略和局部上来考虑，却能起到暂时的缓冲作用，争取某些有利条件，化被动为主动。我党所掌握和影响的武装，正是以东征讨蒋的名义，脱离武汉地区，开往南昌的。由于打出国民党正统的旗帜，争取了第二方面军下层军官和士兵的同情和支持，因此为我党独立领导武装夺取政权，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