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多种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既有张、杨二将军与蒋介石相互妥协、达成一致，中国共产党居间调停、顾全大局，又有宋氏兄妹和端纳往返奔波、多方斡旋，地方实力派虽有差异，但总体主张以政治方式解决，等等。这诸多方面的因素相辅相成，相互作用，共同促成了事变的和平解决。本文仅就黄埔系在和平解决事变中的作用加以简要论述。 一、蒋介石与黄埔系 所谓黄埔系，特指南京国民政府中由黄埔军校毕业或曾在该军校任职，且与蒋介石关系密切的军政人员。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孙中山先生在广州创建黄埔陆军军官学校，一心要为国民革命培养军事骨干。但蒋介石在当黄埔军校校长以后，逐渐违背了孙先生的意志，采取种种手段，培植私人势力。 他向学员灌输封建的忠、孝、仁、义思想，要学员以“我（蒋自谓）的意志为意志，服从我的主张”。[①]对忠顺服从者许以高官厚禄，视为亲信；对稍有异心者横加指责，无理刁难，把校长与学生的关系变成了主子与奴仆的关系。在他的软硬兼施、恩威并用下，无形中便产生了一个忠于他本人的军事集团。这就是黄埔系的雏形。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蒋介石在南京建立了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国民政府。他集国民党的党权和国家的行政、军事、财政、外交大权于一身，成了全中国最大的独裁者。在此期间，大凡黄埔军校的毕业生或曾在军校任职的工作人员，只要投靠蒋校长，便可平步青云，官运亨通。胡宗南、桂水清、戴笠、关麟征、俞济时，刘峙、顾祝同、周至柔、王敬久等等，都屡次被提拔、擢升、重用，成为蒋的嫡系，黄埔系便最终形成了。 黄埔系既是蒋介石推行独裁统治的产物，也是他建立独裁统治的强有力的支柱。 经过多年发展，黄埔系绝大部分在南京政府的军政系统和军队中充任要职，几乎垄断了有关的各个要害部门。他们官势显赫，盛气凌人，从不把地方杂牌军放在眼里，甚至敢于公开对抗国民政府的命令。而对于蒋介石本人，则感激涕零，忠顺有加，崇拜得五体投地，几近盲从，很少有忤逆之言。他们外外“秉承领袖意旨，体念领袖苦心”，甘愿作蒋的马前卒，效尽犬马之劳。蒋的话对他们如同圣旨，言必信，行必果，认为违背蒋的意志就是忘恩负义、大逆不道。因此，黄埔系就成了蒋排除异已，战胜对手的有力工具，是蒋维持独裁统治至关重要的筹码。 上述情况表明，蒋介石和黄埔系的关系不只是上下级关系，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还是主子和奴才的关系。两者相互利用，相互依赖，谁也离不开谁。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后，黄埔系军官大惊失色，如丧考妣。刘峙“立即面如土色，坐立不安，徘徨无主”。[②]戴笠“哭丧着脸，绕屋嚷叫”，甚至想寻找能飞檐走壁者一同去西安救蒋。[③]汤恩伯“竟至数日食不下咽”。[④]南京复兴社社员“一片骚动，慌乱万分”[⑤]……。可以说，这是南京政府中反应最强烈的一个集团。 为了维护自己的切身利益，安全救蒋成了整个黄埔系的唯一目标。然而，由于他们各自的社会阅历、处世经验和对事变认识的不同，所主张的解决事变的方式也有差异，并由此形成了少壮派和稳健派。事实表明，这两派在前期差异较大，在后期渐趋一致，对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二、少壮派由力主讨伐转而支持和解 黄埔系少壮派主要以桂永清、俞济时、王敬久、贺衷寒、董钊、邓文仪、李玉堂等为首，他们年富力强，血气方刚，易于冲动，过于担忧蒋的生命安全，因而极力主张以军事手段迅速制伏张、杨，救出蒋介石。 邓文仪任书记的力行社是最早主张讨伐的。在事变爆发的当天下午，一接到电报，他们就立即开会，决定动员军队包围西安。邓“冒昧作主”，以团体负责人名义，发了两封急电。[⑥]一封给驻汉中的第五十一师师长王耀武，一封给驻洛阳和潼关之间的第二十八师师长董钊，要他们迅速向西安靠拢，“应付变乱”。到12月16日，国民党中央明令讨伐时，董钊部已占领潼关，进至赤水一带，使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在渭河北岸、洛河西岸无险可守，对西安构成严重威胁。俞济时、王敬久、霍揆彰、李延年等178名青年军官情绪至为激昂，发出通电，要求明令讨伐。电云：“张学良犯上作乱，使我统帅无法行使职权，闻讯之余，群情共愤，誓与张不共戴天，并恳求政府，即日明令讨伐。”[⑦]桂永清“时任教导总队队长，竟至不听命令”，[⑧]自动集中德械装备的中央教导队1.2万余人，13日从南京出发，驰赴陕西救蒋，17日到华县，18日占渭南。黄埔系少壮派为主的复兴社也几次开会，多数人主张立即调派重兵包围西安，同时派飞机从空中进行威慑和侦察，用武力解决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以防张、杨劫持蒋介石逃出西安。他们认为，如此做，张、杨就不敢加害于蒋，估计张、杨也无与蒋同归于尽的打算，从而可使蒋早日脱险。[⑨] 从少壮派的言行不难看出，采取军事行动只是他们运用的手段，救出蒋介石才是他们的真正目的。正因为这样，他们就与主和派有着共同的目标，就有可能实现转化，由反对转向配合主和派的和平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