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作为“历史的瞬间”已过去60年了。每当提起这次影响了中国和世界历史进程的重大历史事件的时候，人们总会不约而同地被它那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所震撼、所感染、所激励。然而，由西安事变集中体现出来并聚合而成的爱国主义的交响乐章，其各个组成部分的内涵究竟是什么，主旋律又是什么，论者往往都缺乏历史的、具体的、深入的分析，流于笼统和一般化。有鉴于此，本文拟以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8月中国抗战胜利为时空框架，侧重结合西安事变前后各阶级、阶层、政治集团及其代表人物的政治主张和对内对外政策，对各种爱国主义的内涵、异同、主旋律以及历史性的大聚合加以探讨。 爱国主义的基本特征 讲到爱国或爱国主义，在理论上必然要涉及“国家”概念。大体而言，汉语里的“国家”一词有三种不同的含义：一是领土意义上的，相当于英语的country；一是民族意义上的，相当于英语的nation；一是政权意义上的，相当于英语的state[①]。毫无疑义，爱国主要就是指对自己国家的热爱，对自己生于斯、长于斯的祖国怀着深厚的感情。换言之，也就是热爱自己的领土，热爱自己的民族。但这种基于领土和民族意义上的爱国尚属于感性认识层面，有时会带有盲目性。而作为爱国主义，则已上升为理性认识，不仅包含了领土和民族意义上的爱国，而且具有了广义主权和政权意义上的爱国观。由于涉及到国家主权和统治权力的问题，所谓爱国主义就必然表现为一定的政治信仰、主张或政策。 那么，作为一种理性化了的社会观念意识形态，爱国主义具有哪些基本特征呢？ 首先，爱国主义具有阶级性。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观点，“国家是个阶级概念”[②]。没有阶级，就没有国家；而没有国家，也就无所谓爱国。不同的社会阶级从本阶级的利益出发，对爱国有着不同的理解，各阶级有各阶级的爱国主义。毛泽东曾说：“爱国主义的具体内容，看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之下来决定。有日本侵略者和希特勒的‘爱国主义’，有我们的爱国主义。”[③]就整个抗日时期国内的情况来说，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的爱国主义，在内涵上都是有差异。可以说，阶级性是爱国主义最显著、最本质的特征。 其次，爱国主义具有时代性。当然，说到时代性也就不能不谈及承接性。由于人类社会的发展呈现出连续性与阶段性的统一，作为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爱国主义，也必然既带有一定的承接性，又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就承接性来说，后世的人们仍然能够从岳飞抗金、文天祥抗元、戚继光平倭、林则徐虎门销烟中汲取精神力量。但就时代性而言，爱国主义的内涵则会随着社会的进步而趋于更新，不同时代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别。譬如，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爱国主义突出地表现为“忠君爱国”，将国家视作皇帝的家产。所谓“廷诤”、“死谏”都是在此大前提下进行的，否则就是“大逆不道”。而当步入了近代（即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另一半是半独立半资本主义，只是份量较前者为轻），在西方的进化论、民约论、民权论和民主共和思想的影响下，人们的价值观和国家观发生了很大变化，其主要的表征是在爱国主义的内涵中，“忠君”的成份日益渐减褪，“民主”和“民权”的成份渐次增长。到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广泛传播之后，爱国主义内涵的更新就越发显著。这样，在时代的递嬗中，先前那种愚忠式的爱国主义必将被具有科学理性的爱国主义所取代。不消说，这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而非一蹴而就。 再次，爱国主义具有层次性。很长一个时期，人们习惯于将“一分为二”的哲学观点和两极思维方法模式化、绝对化，因而在作历史判断时，便有非好即坏、非革命即反动、非爱国即卖国、非爱国主义即卖国主义的两种评说，忽视了或误判了两极之间无数个中介现象。例如，在14年抗日时期，就绝不应把蒋介石等同于只有一面性的亲日派汪精卫；西安事变爆发6天后，中共中央的各种文电，都有“蒋系中派”之类的提法，说明蒋属于西安方面争取的对象。当然，“一分为二”的哲学观点和两极思维方式发挥过重大的革命功用，不应一概否定。但是，正象世界上不存在任何完美无缺的思想体系和万无一失的方法一样，它也造成了许多不应有的失误。就说爱国主义吧，不仅前述一个时代与另一个时代的爱国主义呈现出层次性，而且尤为明显的是，由于社会现象的错综复杂，各种矛盾相互交织，每个人、每个政治集团和各阶级、阶层，对社会现象的认识或者同中有异，或者各不相同，对爱国的理解也就呈现出不同的层次性。即使是同一个人、同一个政治集团、同一个阶级或阶层，由于出身经历、所受教育和影响的差别，以及时势变迁和境遇的不同，因而此时此地的爱国观也与彼时彼地的爱国观有高下之分。在这里，爱国主义的层次性也可以说是多样性。 上述爱国主义的三大基本特征，在“九一八”事变以来的14年中国抗日时期（前6年为局部抗战，后8年为全国抗战）展现得真可谓淋漓尽致。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用武力侵略的野蛮手段很快占领了东北三省，并不断将魔爪伸向上海、关内和华北，就使中日民族矛盾迅速激化，并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④]。因此，“抗日救亡”在客观上就成了中国当时最为迫切的历史主题。但是，要抗日救亡就必须停止内战，团结一致共同对外，于是又内在地不可回避地存在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实行民主或进行民主改革。这样，抗日救亡的历史主题必然要升华为“抗日民主”，实质上就是要求全国军队总动员，全国人民总动员，实行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这就是当时爱国主义的主旋律。在这一历史的大背景、大趋势下，各个政治集团、阶级、阶层及其代表人物上演了诸如淞沪“一二八”抗战、东北义勇军和抗日联军的抗战、长城抗战、察哈尔抗战、《新生》周刊事件、第四第五次大围剿、福建事变、“一二九”运动、两广事变、三大主力红军经长征胜利会师、“七君子”事件、绥远抗战，以及西安事变兵谏捉蒋等一系列震撼人心的历史活剧，对抗日与民主的历史主题、时代主题都提出了各自的政治主张和政策，反映出众多不同的爱国观。其中，最具典型性的有三种：一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和南京政府的主观独裁型的爱国主义；二是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民主型的爱国主义；三是以张、杨为代表的地方实力派的过渡型的爱国主义。体现这三种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爱国主义的政治力量，经由西安事变的巨大震慑、协调和化合作用，终于在相互让步、求同存异的前提下走上了团结抗日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