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五四思想家的立人思想

作 者:

作者简介:
吴乃华,1951年生,1985年山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获硕士学位。现为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统战理论教研室副教授。

原文出处:
学习与探索

内容提要:

五四时期,先进的知识分子根据对中西近代化的考察与反思,提出了人的思想启蒙课题。认为,近代所以区别于古代,除了大机器工业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和民主政治的建立等外在标志之外,人的独立自主人格和自由平等权利的确立是更基本的因素。而中国近代的改革,多偏重于物质与制度层面的引进与改造,忽视了人的近代化,即使创办新式教育,鼓吹新民,倡言立宪,也仅仅从技术角度考虑,将人当做工具,为某种特定的政治经济目的服务,仍然没有使人摆脱从属地位。中国的近代化之所以未能健康发展,就在于国民素质远不足以承担改革的重任,不仅难以使引进的先进机器达到其功效,即使建立起民主政体也往往带有专制的阴影。中国人若想改变这一状况,迫切地需要发现自己作为人的价值,需要国民性的彻底改造。


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1997 年 0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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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亥革命失败后,中国社会进入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军阀们假共和之名,捞一己之私。他们对外出卖国家主权,对内横征暴敛,使人们重新陷入深深的失望之中。中国人向西方学习了几十年,为什么国家依然贫弱,甚至每况愈下?如何才能实现真正的现代化?这些现实问题迫使一些先进知识分子进行新的探索。从对西方近代化的考察和对中国近代化的反思中,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认识到,中国前此的改革之所以未能取得预期的成功,未能使近代化走上良性发展的道路,关键在于国民精神素质难以承担近代化的重任。因此他们提出了人的近代化命题。

      一、近代化与人的解放

      近代化的本质是什么?人们有不同的回答。有人认为是“船坚炮利”,有人认为是工业化,有人认为是民主政治。五四时期的先进思想家则指出,这些认识虽然多少反映了近代化某一方面的内容,但都没有把握近代文明的精神实质,为此他们考察了西方近代化的发展历史。

      他们指出,人的近代化是欧洲近代文明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欧美之所以在近代崛起,走上富强之路,并不仅仅在于“金铁国会立宪”,即所谓科技发展、工业进步、民主政体建立等等,而是因为解决了人的近代化。西方的近代化就是从人的启蒙、人的解放而起步的。自文艺复兴和路德宗教改革以来,人文主义思想倡行于西方,卢梭、孟德斯鸠、伏尔泰等启蒙思想家高扬“民权自由之声”,提倡人的自主人格和与生俱来不可剥夺不可转让的平等权利,他们“振其自我之权威,为自我觉醒之绝叫”[①],人的精神从上帝的束缚下解放出来,“欧罗巴之人心,若梦之觉,若醉之醒,晓然于人权之可贵”[②],人们渐悟人的尊严和自我的价值,遂使自主自觉之精神、平等自由之观念“弥漫于人心”,“社会民主之观念,势亦大张”。在人权和民主思想的鼓舞下,英、法、美等国相继发生资产阶级革命,人们“群起而抗其贵族,仆其君主”[③],推翻了封建制度和殖民统治,铲平了等级制的枷锁,“扫荡门第,平一尊卑,政治之权,主以百姓”,建立起资产阶级民主政体。教会势力大衰,因而“凡百学术之事,勃然兴起”,推动了科学技术的飞速进步和生产力的大发展,“而物质文明之盛,直傲睨前此二千余年之业绩。”[④]

      因此李大钊强调:“立宪国民之责任,不仅在保持国之权威,并宜尊重人之价值。”[⑤]鲁迅则断言,“尊个性而张精神”乃是西方近代化成功之根本。[⑥]陈独秀也将国民的自觉参与视为近代化取得成功的重要保证,他说:“法兰西之革命,法兰西之国民之恶王权与教权也;美利坚之独立,十三州人民之恶苛政也;日本之维新,日本国民之恶德川专政也。”[⑦]

      通过以上考察,五四思想家们发现,民主与科学的核心并不在于政体的组织形式、理论原则或各门学科的理论形态、物化形态,而是人在自然界和社会面前的独立自主人格和自由平等的权利意识,因而近代化不仅仅是物质文明的进步和民主政体的建立,而且是人的近代化、人的近代精神的确立。

      “本原深而难见,荣华昭而易识”,中国人民对于近代化道路的探索,也经历了一个艰难曲折的历程。鸦片战争后,不甘沉沦的有识之士便开始了艰苦的探索过程。从林则徐到康有为,人们提出了一个又一个救国方案,核心是向西方学习。魏源主张由军事工业的近代化入手,掌握西方致胜的长技。从洋务运动开始,中国的近代化走出了先进人物的头脑和著作,成为实际运动。它历时30年,取得颇多实绩,在建立近代陆海军、近代工业、近代学校方面有开创之功,由此,近代化事业第一次大规模出现在中国,为中国人民了解近代文明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在巩固国防、收回利权方面也取得显著成效。然而甲午战争的失败,将中日之间的差距和中国近代化的弱点明显地暴露出来,因而主张政治改革的呼声逐渐占了上风,人们开始从制度层面改造的角度考虑问题,试图将封建君主专制变为近代的君主立宪制,这表明中国人民对近代化的认识有了深化。然而戊戌变法只存在了103天就遭到镇压,中国的近代化走入低谷,思想界一片迷离彷徨,经济改革阻力重重,政治改革的路也走不通,近代化向何处去?

      鲁迅反思了已往的改革,他指出,中国近代的改革有两大方面,一是洋务运动的物质层面改革,一是维新运动的制度层面改革。在洋务运动中,洋务派“竞言武事”,以为“钩牙锯爪,为国家首事”,将军事近代化视为关键,积极引进西方先进武器装备和军事技术,建立新式军队,以为如此便可御外侮而致富强。在维新运动中,维新派提倡“制造商估立宪国会之说”,认为发展工商业、引进西方近代科学技术、与外国进行商战、实行君主立宪制,就是实现近代化的要图。然而两者都未切中近代化的根本,他们的主张只是在对外战争失败后,中国面临生死存亡的民族危机时仓促上马的急就章,而不是建立在对中国国情和外国近代化发展的深切了解之上,其内心深处惟我独尊的传统华夏中心意识并没有改变。倡导改革者虽有雄图大志,不甘沉沦,但他们“近不知中国之情,远复不查欧美之实”,因而他们借以起衰振弱、兴邦立国的大计并没有把握近代化的本原。他们学习西方时只注重其表象和外观,即所谓“物质”与“众数”,而没有领会或有意忽略了其精神实质,即人的解放。中国近代改革收效甚微,原因正在于此。[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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