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8月21日，《近代史研究》编辑部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邀请北京、上海从事民国史研究的专家学者近30人举行座谈会，就《中华民国史》第2编第5卷出版暨民国史研究的现状与展望进行座谈。应邀与会的专家学者有金冲及、郑惠、彭明、张同新、刘桂生、丁则勤、王桧林、蔡德金、金再及、邵维正、肖甡、郭雄、陈文桂、吴景平等。《中华民国史》总编李新与第2编第5卷主编杨天石、近代史所副所长耿云志出席了会议。座谈会由《近代史研究》主编曾业英主持。主要议题是：（一）中华民国史第2编第5卷的评估；（二）民国史研究的现状与展望。与会者畅所欲言，对《中华民国史》第2编第5卷在北伐战争及相关历史研究中取得的成就予以高度评价，同时也指出了书中存在的某些不足，并就当前民国史研究中的一些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大家认为，座谈会开得很成功，有助于推动民国史研究的继续深入。现将座谈会发言的主要内容综述如下。 一、《中华民国史》第2编第5卷评估 《中华民国史》是从70年代开始编写的大型多卷本专著，自第1编出版后即倍受国内外学术界关注，获得多项奖励。全书计分3编12卷。第2编第5卷题为《北伐战争与北洋军阀的覆灭》，叙述1926年至1928年期间的民国历史，由近代史所杨天石及北京大学牛大勇、北京社会科学院习五一、国防大学徐焰等人协力完成。全书近60万字，于1996年2月由中华书局出版。从收集资料至定稿成书，共经历了十余个春秋。 座谈会首先由李新（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研究员）发言。他说，编写民国史是一项大工程，前后历时多年，参加人员众多。目前全书进展顺利，多数可于1997年前后交稿，务期于本世纪内完成，为后人留下一部民国时期的信史。他认为，历史著作首先要求真实，以事实为基础。只有先将史实弄清楚，才能在此基础上得出结论，这就是论从史实。为历史做结论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有些结论在史实搞清后可以做，有些结论则因为种种原因还不易做，但无论如何，弄清史实，展现历史的真相是最重要的。近代史所自范文澜开始，一直保持着严肃认真的好传统，第2编第5卷也是这样做的。他希望与会者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对该卷书进行实事求是的学术评价与分析。 与会者对本书取得的成就予以高度评价。金冲及（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认为，该书涉及年代为中国近代历史的转折时期，写作难度很大，但该书在许多方面的研究比前人有新的突破，“它是近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内一部不可多得的力作”。邵维正（后勤指挥学院教授）认为，该书是“一部反映北伐战争历史的精品，是民国史系列的一本力作”。刘桂生（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认为，该卷书的出版，标志着中国近代史研究正走向成熟，从这个意义上说，可以认为是一个里程碑。关于该书成就的具体表现，与会者着重谈到以下几点： （一）史料详实可靠。彭明（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教授）说：“民国史第1编出版后，曾有人评论为翔实公允清新。我认为以后各卷保持了这个风格而且还有发展。”就翔实而言，第2编第5卷引用了大量第一手文献资料，尤其是档案资料，保证了全书论述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之上。金冲及认为，作者“力求从可靠的事实中得出结论”，因此，在搜集历史资料上用力之勤，体现在书中方方面面。作者不仅引用了当时的报纸、档案、会议记录等原始资料，还发掘了许多前人没有或很少利用的资料，以及国外所藏中国档案资料，并对史料进行了认真的考订，这样，有些前人没有弄清的问题，书中几句话就说清楚了。张同新（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教授）认为，该书对史料的搜寻非常全面，无论中外、远近、新旧，只要是有价值的史料，都尽可能地网罗无遗。对于来自不同阵营的历史记载，作者不以偏概全，不简单地用此弃彼，而是在分析考证的基础上用其当用。邵维正谈到，书中对来源说法不同的材料，经过分析考证而又仍一时难以说清的，则几说并列，表现出学术的认真。肖甡（国防大学教授）认为，该书对外文资料的掌握很见功力，书中直接引用了大量美、英、日等国的档案资料，使书中有关中外关系方面的叙述非常扎实。 （二）立论平实公允。与会者认为，正是在搜寻大量历史资料的基础上，第2编第5卷在还原历史真相，评判历史是非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蔡德金（北京师范大学法政所教授）认为，文章千古事，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该书在记述历史时，“以史实为依据，忠于事实，实事求是”，“表现了史学工作者严谨求实负责的治学态度”。比如书中对武汉“分共”的叙述，注意到了它与南京“清党”的差异，即它是从和平“分共”到武力镇压，而非一开始就实行武力镇压。张同新也认为，书中对汪精卫集团“分共”的论述，既写到其与蒋介石“清党”的同，也注意两者之间的异，对汪派“分共”原因及过程都做出了可信的解释。这体现了作者对历史事件进行全面、多角度分析的新思路。对当时条件下，不同政治势力对同一事件的态度，或同一政治势力在不同时期的态度，书中都采取了全面与多向的分析。邵维正认为，该书尊重历史，秉笔直书，真正对历史负责，使人信服。如北伐战争后期，中共中央的失误有众多主客观原因，书中作了全面的论述，既指出陈独秀的错误（陈也有过反蒋主张），也如实叙述了共产国际指导的失误，包括国际在华代表之间的分歧与予盾。书中对武汉时期工农运动、南京事件等问题的论述，也体现了同样的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