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在首次国共合作时期，多数华侨尤其是上层处于矛盾遑遽状态。其代表人物出现联共派与反联共派的矛盾和斗争。这时孙中山期待华侨人力财力支持虽不如前此迫切，但日益坚定而鲜明地捍卫华侨利益。他觉察到上述两派斗争，并且适时地进行了酌情处理，这体现在国民党“一大”召开前后系列事件中。总的看来，此时期华侨上层对国共合作态度冷淡，华侨中下层群众则亟欲冲破封锁和诬陷，支持国民革命，孙中山和华侨的关系因而有亲有疏。 〔关键词〕 首次国共合作 孙中山 华侨 联共与反联共 亲疏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孙中山与华侨的关系，迄今尚未见专文论述，很可能是一则限于资料，另则牵涉到一些颇难评析的事件和人物。本文试图依据初步掌握的资料，对这一问题进行初步探讨，聊当引玉之砖。 一 孙中山和华侨的关系，在进入国共合作时期后，面临着一场严重的新考验。 如果说，与侨居地统治者有较密切联系而对国内封建统治者尚怀较多寄望的华侨资产阶级上层人士，在辛亥革命时期已如胡汉民所说的“最不革命，最怕革命”(1)，但在辛亥革命高潮中，也有卷入革命的。那么，当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要进行改组，实现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合作共事，这就不仅对资产阶级上层人士是一件难事，而且对所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也是一个新课题。特别是20世纪20年代前后，世界局势发生着重大变化。俄国经过十月革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工农兵苏维埃政权，东欧中欧涌起的社会主义革命虽迅速被镇压下去，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联合斗争却方兴未艾，在中国和亚洲一些地区，共产党或有共产党参与的民族主义政党次第建立，这不能不引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不安、恐惧和仇视，反共宣传在一些地区狂热地进行。处在这样氛围的华侨资产阶级，其处境虽有异于侨居地的居于统治地位的白人或本地资产阶级，但他们毕竟是有产阶级，深怕“共产”。对于绝大多数下层华侨群众来说，他们既较难了解国内发生事件的真相，又因长期被扼制在由华侨上层所控制的各种华侨社会团体里，而难以充分表达自己要求社会解放的意向。但就中国国内及某些侨居地而言，当时面临的不是“共产”威胁，而是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与之狼狈为奸的当地反动统治的压迫和剥削，他们追求义、利、情的趋向还是希求祖国独立、民主和顺利地发展资本主义，而这一趋向又使他们要求把国内的反帝反封建斗争进行到胜利；但提供这种支持不仅有导致“共产”的威胁，而且会因此遭受侨居地统治者的迫害，这就使相当多的华侨特别是他们当中的中产阶级处于十分矛盾遑遽的状态。于是，就在华侨中出现了因各自情况不同和识量远近而对孙中山在新时期内所制定的实质上是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新方针，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反映在孙中山身边的华侨代表人物身上，就分化为以邓泽如、冯自由、林森、方瑞麟等为代表的华侨资产阶级中的反对联共派和以廖仲恺、彭泽民、陈友仁、陈其瑷等为代表的华侨中的联共派，就出现了两者之间的矛盾和斗争，而这在华侨中也呈现反应。那末，孙中山究竟在当中采取了什么态度呢？这确是一个十分微妙而复杂的问题，很值得仔细探讨。 就总的倾向来看，孙中山在下定决心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后，因国内工农力量的崛兴并已显示其蓬勃生机而主要着眼于聚结国内民族民主力量，外则寄望愿予援助的苏联的饷械支助，并注意从国内筹集军饷，开浚财源。所以他虽也期待华侨人力财力的支持，但不如前此迫切。从现有资料看，他在1924年后，未发给侨居地华侨一条委任状和一份求助函电，仅颁给同样内容的奖凭21件和祝祠4则。但他对华侨境遇及其思想动向还是很表关注，并亟图为其改善处境。1923年12月22日，孙中山领导的广州革命政府内政部颁布《侨务局章程》，次年1月1日又颁布《内政部侨务局保护侨民专章》。它们对保护旅外华侨不受虐待歧视、回国华侨人身和财产安全、设立商业会所及其他公共团体、安排华侨子弟归国就学，以及提倡和鼓励华侨回国参政、兴办实业、举办公益、销募公债等方面都有明确规定；并规定侨务局长由大元帅兼任(2)，以示郑重。在该局拟设一参事处，聘请各地华侨代表为参事；另设一招待华侨事务处；并提出施行华侨选举、设立华侨子弟学校、保护华侨内地财产等事项的拟议，拟分别筹备进行(3)。这些机构设置和拟办事项虽因当时戎马倥偬和忙于国民党改组活动而未能完全实施，但这是孙中山主持的政府成立侨务机构之始，也表明孙中山对华侨权益的进一步关怀。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召开，是孙中山特别看重的头等大事。出席这次大会的指派、推选的代表共197人，其中华侨代表33人，而充当内地各省代表中，可以判明来自华侨或者有鲜明华侨背景者尚有廖仲恺、邓泽如、冯自由、谢英伯、孙科、方瑞麟等多人，加起来约占总代表人数的20%(4)。据黄季陆回忆，在预备会期间，孙中山鉴于华侨中颇对国共合作抱有疑虑，乃专门召见华侨代表，向他们指出：“目前革命工作低沉，需要新血刺激，所以这次党中吸收了更多的知识青年共同从事革命工作”。同时也解释了联俄联共的目的，“第一，苏俄革命之后，对于中国侵略的威胁大见减少，同时他们需要人来同情支援他们的国内革命；第二，共产党的那一套东西根本不适合在中国实施，中国共产党无所发挥，不如吸收到本党来，共同为革命工作。”(5)黄季陆的回忆是否含有个人主观反共成分，尚可结合孙中山当时其他言论来考实，但孙中山对华侨意向的重视由此亦可见一斑。华侨代表在大会上分别就越南河内、澳洲雪梨、檀香山、美洲、墨西哥、加拿大、南洋芙蓉、暹罗、菲律宾党务状况作了报告，并认定“本党对于华侨同志应该积极联络”，商议在上海、香港、广州等地设立海外同志招待所(6)。国民党“一大”后，中国国民党在海外建立了加拿大、三藩市、檀香山、墨西哥、澳洲、暹罗、缅甸、南洋、法国、南非等10个总支部、61个支部、324个分部、264个区分部。党员43966人。党报24个，学校59所，宣传机关75处(7)。而且，由于孙中山在这时既有革命基地、革命政权和军队，革命事业正向前推进，所以包括邓泽如、冯自由等许多华侨代表人士都在国内活动，很多担任要职，如廖仲恺、林森为正式或候补中央执行委员，邓泽如为中央监察委员(8)。他们中的很多人还身兼多项军政要职，而且作出了不同的贡献，且不说廖仲恺等国民党左派对国共合作和国民革命所做出的丰功伟绩，就是邓泽如等反共人士也在一些具体工作中发挥过作用，孙中山对邓主持当时的中央筹饷会工作就很满意，表扬他“急公好义，办事得力，深堪嘉许”(9)。
